安妮·霍爾中的弗洛伊德與伍迪·艾倫：二十世紀文化影響的深刻探討
我不敢確定，但我第一次聽到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名字，可能是在《安妮·霍爾》的一段獨白中，當時我差不多十一歲。
在影片中，艾維·辛格引用了弗洛伊德的《智慧及其與潛意識的關系》，他認為這是某個笑話的來源，通常來說，人們會將源頭歸到格勞喬·馬克斯的身上。
這種指涉可以看作是一個元笑話，它是對于影響的宣示。馬克斯和弗洛伊德！如果沒有他們的話，二十世紀會是什么樣子？或者說，如果沒有艾維·辛格的創造者伍迪·艾倫，一切又會如何呢？
《安妮·霍爾》（1977）
這個核對來源的橋段，為此后的場景奠定了基調。艾維與安妮——當然，由伍迪·艾倫和黛安·基頓飾演——呈現在了分屏之中，這展現了對比治療的過程。這就像是優秀的弗洛伊德學派一樣，他們會將其稱為「分析」。
而艾維的做法可以說是非常正統的。安妮坐在一張伊姆斯式的椅子上，燈光明亮，一張抽象畫掛在墻上；艾維則躺在一間陰暗房間里的沙發上，我們可以看到厚重的窗簾和深色的木板。他的醫生臉色嚴肅，滿頭銀發，他們在談論性，談論艾維為他女友的治療付費的事實。
可以毫不夸張地說，艾倫推動了弗洛伊德的概念引入流行文化的過程。「神經癥」是一個非常棘手的概念，而他也為這個概念賦予了特別的威望。我們還可以換一種說法：艾倫在七十年代的電影中塑造了一系列焦慮的、難為情的、永不滿足的形象，他們使得神經癥呈現為一種風格，而不是一種精神障礙。他其他的自我并不能算是案例分析，他們更像是一種模范。
在他的幾篇著作中，弗洛伊德將神經癥與「矛盾情緒」聯系在一起，在他看來，這個詞意味著兩種共存的、相互對立的、同等強烈的情感。它意味著又愛又恨、既同情又敵視、既欽佩又厭惡。這不僅是一種私人性的情緒，它也可能是社會性的。在《圖騰與禁忌》中，弗洛伊德指出，在某些部落里，受人尊敬的長老也會被看作是邪惡的惡魔，而他也闡釋了這一點。或許你知道我在說什么了。
而在如今的文化中，伍迪·艾倫恰恰處于這樣一種尖銳的矛盾狀態。也就是說，就像許多其他議題一樣，公共話語意味著沖突、兩極分化以及對中間立場的排斥。愛與恨占據著對立的陣營，他們的觀點似乎不可能達成和解。
至少，當人們談到艾倫和他養女迪倫·法羅的猥褻指控時，這種沖突顯得難以調和。他堅決否認這些指控，而他最熱情的捍衛者則認為，如果你懷疑這一點，那你就是現代的麥卡錫主義，現代的獵巫人。
但是，再次提起這項性侵指控，有時是一種逃避真正任務的方式——或許真正的任務，是去闡釋艾倫的作品，這是一項永無止盡的、并不總是那么愉快的工作。電影的意義，它對于我們這么多觀眾的意義，是不會這么輕易就消失的。這種矛盾的心態需要被承認，也需要被分析。正因如此，我在過去幾周的大部分時間里，都在重溫我過去最喜歡的一些電影。
無論是艾倫先生最猛烈的批判者，還是他最為熱情的愛好者，都希望終止這樣的分析，迪倫·法倫的指控，以及他們提出的另一段插曲——艾倫與女演員米婭·法羅十二年戀情的終結，以及他與她的女兒宋宜之間的情事，如今宋宜是他的妻子——對于許多人來說（尤其是年輕人），都是某種無法通融的事件。而對于其他人來說（包括我自己在內），對于那些二十五年來一直與艾倫保持聯系的人來說，更深入地審視過去，似乎是一種本能反應。
我已經表明，為什么我不再認為，找到一種道德或智識層面的立場是可行的。當然，我沒有說服所有人。有些讀者寄來了那些有過暴行、卻又偉大的藝術家的名錄。他們怎么了呢？我們是否應該根據他們的行動，來衡量他們的工作呢？我們是否應該用對待如今那些「厭女癥」的方式來對待他們？
壞人創造偉大藝術的事實，往往被看作是問題的解決方案，而不是問題的陳述。它其實還在假設，偉大是一種固定的常量，而不是某種備受爭議的話題或結果。
那么，我們為什么不爭論一下呢？伍迪·艾倫究竟是不是偉大的電影導演呢？有沒有證據可以證明這一結論呢？此前的批評意見是很有幫助的，部分原因在于，它向我們表明，伍迪·艾倫的「偉大」似乎從未達成過共識。
艾倫有一位偉大的支持者，他的名字是文森特·坎比，他曾于1969年至1993年擔任了《紐約時報》的首席影評人——2000年，這位導演為現代藝術博物館舉辦的坎比追悼會寄來了一封感謝信。當然，也有一些批判他的人，其中就包括《紐約客》的寶琳·凱爾，這是一位對他忽冷忽熱的影評人。
如果看一眼關于他的評論，看一眼他那豐富的作品序列中被選取的樣本，就會明顯地意識到，他作為藝術家的聲譽——不僅是一個喜劇專家、紐約社會觀察者，也是自己那種形式主義和主觀思想的囚徒——主要基于他在1980年代中期和1990年代初期拍攝的影片，那是他與米婭·法羅交往的幾年。
當然，我并不認為他最有趣的作品都屬于這一時期，我也不認為從《開羅紫玫瑰》到《丈夫、太太與情人》的那些作品，在今日仍可以徹底地被接受。我想表明的是，法羅女士出現在大多數作品之中，當然，她的家人（包括她的一些孩子）也偶有出現，這讓人無法不去聯想到艾倫的私生活，這也挑戰著一種既有的觀念：私生活真的很容易從他的工作中分離出來嗎？
《開羅紫玫瑰》（1985）
《漢娜姐妹》、《罪與錯》和《丈夫、太太與情人》尤其利用了生活的親近感。雖然這些影片的一些情節中添加了嚴酷的、憤世嫉俗的元素，但它們還是創造出了某種親密、溫暖的感覺。
在這些影片中，在艾倫先生與法羅女士之間，被設定了一系列愛情失敗的場景，譬如分手或是錯過了聯系的機會。他們常常會扮演銀幕上最為聰明的角色，但他們也是最悲哀的、最不具同情心的角色。與這些角色所呈現的現實相比，他們交織的命運、他們自身更魯莽的靈魂，可能要顯得更為豐富、更具戲劇性。
《漢娜姐妹》（1986）
可以想想《漢娜姐妹》里的邁克爾·凱恩，他是一個充滿同情心的罪人，受到了欲望、嫉妒和驕傲的推動。他是備胎畫廊中的一員——當然還有馬克斯·馮·敘多夫飾演的專橫藝術家，以及艾倫那位身陷精神痛苦的電視編劇。
他們都圍著作為片名的核心人物轉來轉去。而那些由芭芭拉·赫希、黛安·韋斯特和法羅飾演的女性，是那些復雜、嚴肅女性的范例。她們最終會從艾倫的電影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浪漫的襯托者，或是情節劇中的幻想。
《漢娜姐妹》（1986）
《另一個女人》是由吉娜·羅蘭茲擔任主角的，她飾演了一位教授，而法羅女士則飾演了一位病人，她在隔壁的公寓里咨詢著分析師。這可能是艾倫影響最為持久，也最為成功的一部影片，在它的想象中，女性可以獨立于他這樣的男人發揮作用。
你可以認為，艾倫從英格瑪·伯格曼那里學到了很多東西——在這一時期，伯格曼的影響是公開的、難以避免的——但他的同理心與好奇心以前所未有的程度注入了影像之中。
《另一個女人》（1988）
在那些歲月里，伍迪·艾倫的想象力自由地跨越了過去的流行文化，充滿了魅力與氣魄。這往往得益于法羅女士那種喜劇性的鎮定，以及情感層面的優雅。在他的職業生涯中，對于情感動蕩的深究，以及對于形而上學絕望的伯格曼式探索，總是被捆綁在一起，注入到那種甜蜜的懷舊喜劇中（這種懷舊也可能是形而上學的悲傷）：《開羅紫玫瑰》、《丹尼玫瑰》和《無線電時代》均是如此。
前兩部影片可以看作是他獻給法羅女士的情人節禮物，但它們同樣也是屬于法羅本人的電影，她的影響是不可磨滅的。它們與自身指涉的那些古典主義好萊塢電影一樣，這些影片要求人們強烈地認同其中的明星，其程度至少要等同于對導演的認同。
《丹尼玫瑰》（1984）
當然，這不一定會讓它們變得很容易看懂。艾倫與法羅的這種創造性伙伴關系，是如此地富有成效，但他們的私人關系卻以如此顯見的苦澀而告終。這樣的事實，無論是對于艾倫的辯護者還是譴責者來說，都無法提供什么慰藉。但是，這種事實確實可能誘導某種一廂情愿的想法，某種奇幻的愿望：有些人想要抹去那些后來浮現的丑陋，想要假裝什么都沒發生過，想要在電影導演與他的主題之間立起一道屏障。
你如何理解《罪與錯》中體現的那種殺氣騰騰的厭女癥？畢竟馬丁·蘭道飾演的那個角色，殺掉了他那位煩人的情婦（安杰麗卡·休斯頓飾）。（十五年后，喬納森·萊斯·梅耶斯在《賽末點》中對斯嘉麗·約翰遜做了同樣的事情。）
《罪與錯》（1989）
圍繞著這一事件的哲學性絕望，是否為不道德行為提供了闡釋或借口？它解釋了誰的做法？那么，在《丈夫、太太與情人》中，艾倫飾演的角色，與一名二十一歲的大學生之間產生了近乎浪漫的戀情，這又是怎么回事呢？這段戀情的失敗，讓這個男人后悔自己毀掉了與法羅女士飾演的女人的婚姻。這種事后的悔過，是不是先發制人的道歉之舉呢？這是一種否認的行為嗎？這是完全無關緊要的嗎？
《丈夫、太太與情人》（1992）
仍有一些人會堅持最后的那個答案，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這將成為某種重要的陳詞濫調。這種看法仍將繼續存在。關于伍迪·艾倫的爭論遠未結束。危重的神經癥，可能是無法治愈的。
但是，弗洛伊德也提醒了我們，如果堅持沉溺其中，可能會付出某種代價，他的論斷對我們是很有用的。他指出，神經癥也意味著「從一個不那么令人滿意的現實，飛往一個更令人愉悅的幻想世界。」他接著表明，現實世界「正處于人類社會及其集體制度的支配之下」。背離現實，同時也意味著退出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