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起第一次到濟南,那是在1972年,他懷揣著對未來的迷茫和希望報考文工團,結(jié)果是悻悻而歸。40年過去了,他帶著自傳《濮存昕:我和我的角色》與泉城讀者見面,輕舟已過萬重山。
寫書這件事不是必修課,但在濮存昕眼中,時間就像流沙,寫一本自傳于自己而言,是一件“來得及做的事”。媒體、觀眾、讀者有數(shù)不完的問題,每回答完一個問題,他會嘴角上揚,自言自語一句“勝利啦”,笑得像個頑童。在他的講述和自傳里,大家得以走進他的內(nèi)心世界,感受他對藝術(shù)的敬畏和熱愛。
成為演員
濮存昕是“星二代”,年輕時候的長相是妥妥的“小鮮肉”,如果放在現(xiàn)在,濮存昕這樣的人一定會被視為“老天爺追著喂飯吃”的天之驕子。
可濮存昕一開始并沒有拿到大男主劇本。父親蘇民曾經(jīng)是北京人藝的建院元老,當過導演、演員,濮存昕從小在人藝大院里長大,對舞臺一點也不陌生。但是他幼年得過小兒麻痹癥,長大后又離開北京,在黑龍江建設(shè)兵團當了近8年知青,重回北京加入空政話劇團9年后才重回北京人藝,繞了好大一個圈,碰過無數(shù)次壁后,回到原點。人生的每一步路都不會白走,后來他演話劇、影視劇,演藝道路越走越寬,濮存昕在書中用了很多筆墨來回憶那段苦日子。他說,“對任何一個人而言,從學校畢業(yè)之后走向社會的第一步,都是最值得記錄的。”
濮存昕的知青生活從16歲開始,當時的他懵懵懂懂,好像只是去一趟遠行,離開了他從小生活的北京,到了黑龍江,去玩,去保家衛(wèi)國。
熱情隨著時間被沖淡,他開始想家了,但是北京戶口已經(jīng)銷了,他有家不能回。濮存昕想過很多門路回北京,考文工團一次次失敗,希望的火苗一次次被掐滅。那段日子,充滿著激情,也彌漫著對未來的恐慌。
對待這段人生的“彎路”,濮存昕心懷感恩。他說,父親眼中的他,最大優(yōu)點是責任心重。不管干什么事情一定會盡可能干好,哪怕是違心的,只要應(yīng)了就得做,做就要做好。這種品質(zhì)其實是在黑龍江當知青時練就的,“那個時候要割麥了,你肯定得割到頭,你不割完,到時候別人給你割,丟不丟臉?和你一個班的同學一起坐火車去黑龍江的,他們還在干,你看什么?”
在黑龍江待了7年半,濮存昕對家鄉(xiāng)的思念與日俱增,一起增長的還有與生活對抗的能力,每每回憶起,或與曾經(jīng)的知青隊友重逢,他都會忍不住感嘆,“16歲到24歲,給予我們能夠穩(wěn)穩(wěn)當當?shù)刈鍪虑椤⒗侠蠈崒嵒钪哪芰Γ嵌紊詈苤匾嗟貌荒茉倏嗔酥蟮纳钅憔筒辉诤趿恕!?/p>
但濮存昕又是幸運的,一路上他遇到過很多貴人,賞識他的才華和努力。他說自己是一個有福氣之人,在人生中非常重要的轉(zhuǎn)折點上,都有人在幫他。
在空政話劇團當了多年部隊演員后,濮存昕仍然掛念著人藝,但以父親的性格,絕對不會為了兒子說半句話,更不會走后門。后來是前輩藍天野,借調(diào)濮存昕來演《秦皇父子》,為夢寐以求回人藝的濮存昕打開了一扇窗。藍天野主動找到了濮存昕,還拉來了王貴團長,要一起培養(yǎng)這個年輕人。到人藝后濮存昕就篤定,這是他“咬住青山不放松”,來了就不走的地方。
濮存昕的講述娓娓道來,從側(cè)面折射出新中國表演事業(yè)的發(fā)展進程,中國演藝事業(yè)中一座座“大山”式的人物通過他的視角被還原出來,他們是那么純粹、那么可愛,曾經(jīng)的演藝圈是那么晴朗。父親蘇民曾因業(yè)務(wù)上的分歧與當時的人藝院長于是之先生鬧了矛盾。然而,于是之并沒有因此冷落濮存昕,還力薦他演了李白。在濮存昕的成才道路上,王貴、藍天野、英若誠、林兆華等人藝一代代前輩們的提攜都功不可沒。
學藝先學德,做戲先做人。真正地生活過,過過苦日子,也見過真正的大家。成名之前的日子為濮存昕鋪就了人生永恒的底色,永不自滿、追求更好。
自學成才
上完六年級后,濮存昕就沒有在課堂上再學知識,后來他能成為表演藝術(shù)家,還有機會出書,很大程度上都是自我勉勵,把社會、舞臺當課本,自學成才的結(jié)果。從回歸舞臺,他以繼承老一輩藝術(shù)家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和人格風范,堅守對戲劇藝術(shù)的赤誠熱愛,堅守藝術(shù)的理想、戲劇的品格,40多年的磨礪,成為新時代藝術(shù)大家的典范。
演員一定要多讀書、會讀書,濮存昕一直踐行著。
他下鄉(xiāng)時所在的團部,圖書館的門可以“隨意進出”沒人管,給他提供了便利閱讀環(huán)境。“那時候已經(jīng)沒圖書館了,原來老農(nóng)場留下的圖書館,一扒拉,鎖就掉了。”那些書為離家在外的濮存昕提供了精神食糧,抱著“解悶”的想法,讀了很多在后來看來尤為重要的書籍,為他的表演事業(yè)提供了養(yǎng)分。
至于讀什么書,濮存昕說,“應(yīng)該看那些和自己沒關(guān)系的書,而且越多越好,你必須參照太多的事情,沒準你一下就頓悟了,想不明白的事兒明白了,繞不過去的彎子、鉆不過去的牛角尖兒,就過去了,起作用的就是這些雜學,一些反面的東西。”在他看來,學習這件事對于一般的學生來說,只會完成任務(wù)式地一堂課一堂課地去考試,而對于真正的好學生來說,一定是能夠把所有的課連在一起去聯(lián)想。
好書要反復(fù)讀,濮存昕說現(xiàn)在當導演導的戲都是過去曾經(jīng)演過的,再重新讀劇本,才發(fā)現(xiàn)原來都沒理解,所以重讀經(jīng)典是他60歲以后在做的事。這次出門,他就帶了魯迅的書,“要重讀、復(fù)讀以前看過的好書。”
演過李白,也讀過很多詩,濮存昕也從中汲取到養(yǎng)分,在他心中,中國的詞句,中國的語言和文字真的妙極了。“讀這些詩的時候,其實我們在體會靈魂與先賢們對話,在文學中間,我們可以互相參照,客觀的空間和自我的空間,我的空間和他人的空間。”
“文學藝術(shù)看似是無用之學,但是它給予了生命更高的品質(zhì)。”濮存昕說演員走到底拼的是文學素養(yǎng)。在他心中,真正的演員不是在導演和鏡頭的幫助下完成表演,表演專業(yè)其實是形象文學專業(yè),臺詞不僅僅是臺詞,還代表了所思所想,“如果腦后無光,只是臺詞和臺詞,只是表面的東西,就不是有思想的語言,它只是別人的語言,附著的是一般人都會有的情感、情緒。而形象的文學,不能失掉文學性,所有的藝術(shù)不能失掉文學性。”
焦菊隱先生在未完成的導演提綱中說過的一句話對他影響很深——“與觀眾共同創(chuàng)造”,濮存昕曾在不同場合提起過這句話,“我們一定要知道,在創(chuàng)作角色的時候、創(chuàng)作形象文學的時候,和觀眾一起去探討,探討這部作品所能夠給予臺上、臺下的共情、共鳴。”
沒有最好
“我是通過閱讀慢慢知道自己,因為我一直是不成功的演員,30多歲沒人理,我出道太晚,起跑線太靠后了,人家起跑線都在前面,但是還好,好在遇到很多能幫助我,遇到很多機會,我都沒浪費。”
更多的閱讀體驗來源于劇本,來源于演的角色。在話劇舞臺和影視劇中,他是孫策、哈姆雷特、李白、李爾王、魯迅、弘一法師……多年過去,那些他詮釋過的角色早已和人生相互滲透。演完《哈姆雷特》,他曾留下一段話,“像離開狹窄的鬧市,走進無邊的原野,我享受到了自由,同時又體味到了艱辛。”成為哈姆雷特的過程,酣暢淋漓,過癮極了,幸福極了,他感謝哈姆雷特,讓他在臺上表達出了現(xiàn)實生活中不曾表達出的覺醒,發(fā)現(xiàn)了自己都未曾發(fā)現(xiàn)的天性。經(jīng)歷了這么多,感悟了這么多,人生是不是就沒有遺憾和殘缺了?當然不,但可以坦然去面對。
濮存昕曾兩次出演《雷雨》,年輕時演周萍,年齡大了又演周樸園。演周樸園的時候再去看《雷雨》的劇本,視角和內(nèi)心世界已經(jīng)截然不同,為此他帶著所有演員又重新翻開了1934年的版本,在其中找到從未發(fā)現(xiàn)的伏筆以及全新的主旨。
他承認,即便到了70歲,他依然沒有到達前輩所及的高度,調(diào)侃自己“我不是站在他們的肩膀上,我還沒有爬到他們腰。”但他不否認,是真誠讓他跟前輩們站在同一條起跑線的,“那個起跑線是什么?就是你質(zhì)問自己是不是真誠,如果你是真誠的,你永遠和你敬仰的前輩們站在一個地方。”
表演的初心是什么?濮存昕用大白話回答,“你不讓我干,不給我錢我也干,我就想演。小的時候因為我不出色,我不受待見,但是參加詩歌朗誦的時候,一個人站在臺上,演得不好,別人也鼓掌,成就感是那時候生發(fā)的。”
在他心目中,一名好演員應(yīng)該追求審美的三個層次:看—賞—品,為的是讓觀眾的閑情覺得值,觀眾時間很寶貴。
在謝晉導演的電影《清涼寺鐘聲》中,濮存昕曾飾演明鏡法師,為尋找角色感覺讀了《弘一大師傳》,也埋下了后來出演弘一法師的種子。濮存昕演活了弘一法師,也把弘一法師的名言“去去就來”刻入了自己的生命中,內(nèi)化為自己的人生態(tài)度。
“輕舟已過萬重山。”他形容生命如同長江之水,到他這個歲數(shù)長江已經(jīng)過了南京,很快到吳淞口,可以望見汪洋大海,“沒有選擇了,就好好喘氣就行了。”生命是一場輪回,河水被太陽蒸發(fā)變成水汽,又回到喜馬拉雅山,變成水滴,再從三江源流向大海。所以弘一法師說“去去就來”,“也許來,也許就不來了。”說這話的時候,濮存昕是笑著的。他感嘆一輩子太短了,“顧不上那些羈絆我們、影響我們往前走的事情,來不及生氣,來不及爭吵,趕緊做事情,這本書是一件來得及做的事情,做完就完了。”
69歲的最后一天,濮存昕在濟南看完了泰山對國安的比賽,如他所愿,泰山贏了,他用大半輩子都在超越自己,如今更和時間賽跑,“沒有最好,只有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