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滿12周歲是犯罪的“護身符”？律師：年齡不是推卸責任的借口
隨后，鎮先生從公安縣政法委戈書記處獲悉，涉事男孩正在心理矯正，過年后回來要正常上學，也不會有任何約束。“今年春節我和妻子在上海沒有回家，觸景傷情太厲害。所以并不知道這個男孩到底有沒有正常上學。”
最后，鎮先生告訴記者，近日他們向上一級荊州市公安局遞交了申訴材料，2024年3月9日顯示荊州市公安局已簽收申訴材料。“刑事在等待回復，民事在立案階段，因為需要補全一些文件，所以是在補全文件的階段，然后立案。”
對此，浙江倫和律師事務所的王逸蕓律師在接受潮新聞記者采訪時表示，根據我國現行的法律制度，公安縣公安局的撤案決定是依法進行的。《刑法》對不滿一定年齡的未成年人犯罪不予追究責任，故意殺人罪的最低刑責年齡只有12周歲。“對于未滿十二周歲的未成年人犯故意殺人罪，因不具備承擔刑事責任的能力，僅能進行專門的矯治教育。”
王逸蕓介紹，關于12歲這個刑責年齡門檻，也是因為近年來個別不滿14周歲未成年人實施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死亡的惡性犯罪事件屢屢惹得社會大眾的強烈惡感，故2021年3月頒布的《刑法修正案（十一）》修正案順應民意呼聲，將中國的最低刑事責任年齡從14周歲下調至12周歲。“但即便故意殺人罪的刑責年齡下調到了12歲，對于本案案發時年齡更小、不滿12歲的未成年人也是無法進行刑事約束的。”
律師：年齡不是推卸責任的借口
近期，中國政法大學羅翔教授就“3名初中生霸凌同學并將其殺害”一案，在個人社交賬號發文稱：“對于已滿12周歲不滿14周歲人，對于這些特定的犯罪，經最高人民檢察院核準追訴，應當負刑事責任。”但在星星的案件里，未滿12周歲，成了星星的“索命繩”，也成了男孩洋洋的“護身符”。
王逸蕓告訴記者，目前我國對于12周歲以下無刑事責任能力的未成年人，在情節特別惡劣的情況下，刑法中規定的處罰是責令其父母或者監護人加以管教，必要時，依法進行專門矯正教育。但王逸蕓無奈地表示，“這種銜接工作和矯治教育的開展并不盡如人意。”
上海靖予霖律師事務所黃洪連律師認為，未成年人的心智尚不成熟，一起刑事案件的發生不只是未成年人自己或是其監護人的責任。除了追究民事責任，肇事男童所在學校也可能存在行政責任。“《未成年人保護法》和《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這兩部重要的法律對未成年人的保護和犯罪預防做了詳細責任的劃分，不論是家長還是學校，都具有教育和管理兒童的責任，家長和學校如果發現未成年人有危險的苗頭或是暴力舉動，要及時報告，及時干預，及時處置。”黃洪連說。
此外，王逸蕓表示，男童父母負有民事賠償責任，他們作為監護人是民事賠償的主體。“不滿12歲殺人的可參考案例較少，后續賠償金額存在爭議，但目前涉及刑事犯罪案件的賠償往往會因為已受刑事處罰而并不理想。”
“年齡不是推卸責任的借口。”王逸蕓指出，根據受害人家屬描述，肇事男童全程蓄謀已久，交替實施了欺騙與暴力，作案手法殘忍兇狠，其未滿12周歲與其心智未成熟其實并不能畫等號，“不負刑事責任不代表沒犯錯，肇事男童僅僅因為‘未滿12周歲’就獲得了‘豁免金牌’，個人認為有違公平正義原則與法治精神。”
“法律具有一定的滯后性，那未來是否可以針對其惡意行為來補足其刑責年齡，針對重大惡劣事件突破年齡去進行處罰，這些都是我國法治建設與完善過程中值得探討的。”王逸蕓認為，刑法已經對這些未成年人在刑事犯罪立法中考慮了從輕從寬的因素，那么在矯正過程中也該根據性質惡劣程度進行懲罰，加大矯正力度。
然而，黃洪連認為，較為極端個案的發生并不是立即修改法條的理由，刑事責任年齡下調可能沒有太大必要，“現在最低刑責年齡已經達到12周歲了，以前是14周歲，繼續下調本身未必是好事。對未滿12周歲的未成年人，對他苛以刑罰，讓他去坐牢，不是解決這一類社會問題的根本方法。”
事實上，我國是簽署加入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的國家之一，根據該公約條文，對任何未成年人都不得判處死刑，或者是沒有釋放可能性的無期徒刑。黃洪連強調，中國在沒有退出這個公約的前提下，中國刑法關于未成年人所負刑事責任部分的規定不太可能再作改動。
針對近期網友對未成年人犯罪的關注和討論，黃洪連解釋稱，雖然有人呼吁修改法律以應對嚴重未成年人犯罪，但我國采取的是“少殺慎殺”的刑事司法政策，對成年人都慎重適用死刑，更不可能對未成年人判處死刑，“因此，部分網友的提議并不符合當前的立法和司法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