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拍為什么屢禁難絕？1人可控制18萬個攝像頭
據公安部通報，自2021年11月以來，公安部網安局部署開展依法嚴厲打擊偷拍偷窺黑色產業鏈條行動，偵破刑事案件160余起，抓獲犯罪嫌疑人860余名，打掉竊聽竊照專用器材生產窩點15個，繳獲專用器材1.1萬件，查獲被非法控制的網絡攝像頭3萬個。
行動中，江蘇泰州公安機關打掉一個非法控制他人網絡攝像頭并出售攝像頭訪問權限的犯罪團伙；江蘇常州公安機關打掉一個在云南、貴州、四川多個地市酒店房間安裝網絡攝像頭并出售攝像頭訪問權限的犯罪團伙，查獲被出售的攝像頭訪問賬號1000余個；浙江湖州、福建寧德、山西大同、新疆烏魯木齊、廣東東莞和河南開封、漯河等地公安機關打掉多個竊聽竊照專用器材生產窩點，繳獲相關器材9100余件；山東日照公安機關抓獲偷拍、直播無痛人流手術的某三甲醫院麻醉科醫生厲某等。
另外，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披露的一起案件顯示，被告人巫某通過自己研發的App控制了全球18萬個攝像頭，涉及中國、日本、韓國等多個國家和地區。
一位近期破獲過非法控制攝像頭案的警察透露，犯罪團伙銷售攝像頭權限時，會打包銷售，例如將400個攝像頭賬號密碼整合為一組，每組以128元或198元的價格銷售，但不一定每個都能正常訪問。
犯罪團伙也會銷售單個攝像頭的權限：“他們偷窺的時間長了，會分門別類給攝像頭貼上詳細的標簽。同樣對準臥室，夫妻生活一個月一次和一個月幾次的標價是不一樣的，根據不同內容銷售20元至120元不等。”
2019年以來，打擊偷拍偷窺黑色產業鏈的專項行動幾乎沒有斷過。
公安部的“凈網2019”專項行動中，有專案專門打擊非法生產、銷售針孔攝像頭黑灰產業犯罪，當時打掉了制售針孔攝像頭窩點40個，繳獲針孔攝像頭成品、半成品、配件100余萬個。
2021年5月至8月，中央網信辦會同工業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市場監管總局在全國范圍組織開展攝像頭偷窺黑產集中治理，期間京東、淘寶、閑魚等電商平臺下架違規宣傳或違規售賣攝像設備1600余件，抓獲犯罪嫌疑人59名，收繳竊聽竊照器材1500余套。
2021年2月16日，河南鄭州網絡安全科技館，“反偷拍挑戰屋”設置了一個酒店場景，隱藏了100多個偷拍攝像頭，觀眾可以通過尋找攝像頭提高反偷拍知識。
但偵查偷拍偷窺案件并不容易。中國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副教授于沖說，攝像頭可以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出現在任何物體上，靈活性和隱蔽性很強，并且偷拍可以做到人機分離，即便找到攝像頭，很難查出是誰安裝的。
于沖說，即便公安機關已經抓獲偷拍案件的犯罪嫌疑人，還將面臨法律適用問題：到底能不能定罪？
在司法實踐中，真正以非法生產、銷售竊聽、竊照專用器材罪和非法使用竊聽、竊照專用器材罪定罪的情況較少。
定罪的障礙之一，是偷拍設備需要由國家安全機關相關鑒定人員將其鑒定為專用的間諜器材，或是屬于竊聽竊照專用器材，而這具有一定的技術門檻和專業難度，“現在日常生活中，大量設備都具有拍照或錄音功能，體積越來越袖珍，并且都是經過國家許可生產出來的產品，認定一個設備是竊聽竊照器材相對困難。”
即使偷拍設備被鑒定為竊聽竊照專用器材，要定罪還需要“造成嚴重后果”，但這類案件的“嚴重后果”其實很難評價，例如海淀區檢察院審查的另兩起案件就難稱造成嚴重后果。針對非法使用竊聽、竊照專用器材罪，現在還沒有明確的司法解釋，因此能不能定罪、是否用行政處罰更為合適，在實務界和理論界都存在爭議。
“一旦隱私在網絡上泄露了，就很難挽回了，數據會長期在網絡上留存。”在許丹看來，現在攝像頭偷拍犯罪的社會危害與其面臨的處罰還是不相適應的。
前述偵辦過攝像頭偷拍案件的警察認為，由于立法還存在不足，犯罪成本較低，因此攝像頭偷拍偷窺犯罪仍然頻發。
“我一直在呼吁，要給酒店增加檢測攝像頭的義務。比如客人退房后，酒店打掃房間加一項內容，整理完床鋪、清潔完馬桶后，再檢測一下屋里有沒有隱藏攝像頭。”中國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副教授于沖認為，檢測攝像頭不會給酒店增加壓力，這不應該是住店客人自己來做的工作。
于沖還認為，可以增加一個偷拍偷錄者黑名單，就像失信被執行人名單，對他們的從業資格和出入特殊場所進行限制。“偷拍會出現，也是因為現代人的空虛，對于他人隱私有窺私欲，那么可能還需要采用法律以外的手段，例如教育公眾對于個人隱私的尊重。”于沖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