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代表呼吁“拐騙兒童罪”最高判死刑 律師：量刑有待提高 具體標準需科學制定
封面新聞記者 石偉
“孫海洋案的主犯連續拐走兩個孩子，因為沒有找到買賣交易證據，最后以拐騙罪只判處五年有期徒刑。”3月6日，全國人大代表、遼寧省遼陽市特殊教育學校教師李紫微告訴封面新聞記者，她在兩會中對拐騙兒童罪提出議案，希望將拐騙兒童罪最高量刑提高到死刑，或者將“拐騙罪”與“拐賣罪”合并為“拐帶罪”，以達到罪與罰統一。
李紫微介紹，她在調研過程中發現，有些判罰案例中，有人拐騙孩童后導致孩童死亡，有人將女友的女兒拐走導致下落不明、被法院評價為“卑鄙、惡劣”，但按照現行法律只能頂格判處五年有期徒刑。
對于該議案，周兆成、黃思敏兩位律師均認為，目前的拐騙兒童罪量刑比較低，打擊力度有待提高。但兩罪合一的可執行性比較低，可以提高拐騙罪量刑，但具體量刑標準需要科學、統籌研究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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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拐騙女童后遺棄導致死亡被判5年
“假護士”偷走嬰兒16年被判1年
在采訪之前，李紫微向記者提供了一些拐騙兒童罪的判罰案例，記者在裁判文書網逐一找到了對應的判決文書。
判決書顯示，2016年7月，貴州威寧縣女子蘇某拐走親戚家7歲女童，并在親戚詢問時隱瞞情況。幾天后女童生病，蘇某將女童遺棄街頭。女童被路人發現，送回家后搶救無效死亡。最終，蘇某因拐騙罪判處有期徒刑五年；蘇某因未有效對女童醫治并將其遺棄，導致女童醫治無效死亡，賠償女童家屬6萬元。
裁判文書網顯示，蘇某服刑期間3次獲得表揚，被減刑9個月，已于2020年11月刑滿釋放。
2021年，湖北荊門一起判決案例顯示：2005年夏天，曾因故意傷害罪被判有期徒刑的張某，與女朋友發生分手糾紛，進入學校將對方6歲的女兒拐走。2019年，張某以涉嫌故意殺人罪落網，公訴機關以拐騙兒童罪提起公訴。經一審、二審審理，張某因拐騙兒童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五年。
二審判決書稱，張某出于報復心理拐騙被害人，致使被害人至今下落不明，犯罪動機卑鄙、性質惡劣、后果嚴重，依法應予嚴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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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某拐騙女童被法院評價“卑鄙、惡劣”（裁判文書網截圖）
“拐騙7歲女童，然后將生病的孩子丟在街頭，最后搶救無效死亡。為了報復女友，將6歲女童拐走，十幾年生死不明。因為頂格量刑就是五年，也只能判五年。”李紫微認為，僅僅靠一個上限5年的量刑幅度，便囊括所有拐騙兒童的罪行，于理于法都缺乏合理性，很難得到公眾的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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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罪比較
“拐賣兒童罪”曾被提高量刑
律師稱“拐騙兒童”打擊力度有待提升
李紫微介紹，在議案起草期間，她向法學人士、司法機關請教、調研，發現拐騙兒童罪早在1979年的《刑法》中就有所體現。
“拐騙兒童和拐賣兒童，區別在于是否有主觀目的上的‘出賣’，是否有行為上的控制。在犯罪實施中，兩者具有相同的罪質。對拐賣兒童犯罪的打擊力度有逐步提升，對拐騙兒童罪的打擊力度卻沒有對應調整。”李紫微介紹，拐賣兒童罪的量刑，是從最初“拐賣人口的，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嚴重的，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提升到現在的“處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有加重情節的，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死刑”。
李紫微還分享了兩起案例：山東棗莊、福建三明的兩個嬰兒，都在出生不久被人拐走，其中一個被拐走14年，另一個被拐走16年。2020年，兩名作案者分別被判處有期徒刑四年六個月和一年。其中被判一年的那個作案者，是偽裝冒充成護士將出生僅兩天的嬰兒偷走撫養。
李紫微認為，同樣罪質的兩種罪名，在量刑上發展出了巨大差異，讓現實與最初的立法初衷背道而馳。“在陳年舊案中，他們交易的證據往往是找不到的。而在一些熟人關系的案件中，作案者相互之間的交易證據可能被毀滅，說辭可能演練過很多次，一口咬定是抱來送給熟人撫養。上邊的幾個案例，最重的判5年，最輕的只判1年。而拐賣兒童罪，起步就是5年，打擊力度是不夠的。”
律師周兆成介紹，兩個罪名的量刑設計與當時的時代背景有關。“當時拐賣行為猖獗，不為牟利的拐騙情況相對少，所以區別設立了兩個罪名，拐賣罪的懲罰標準高，拐騙罪的懲罰標準低。另外，當時確實有很多家庭出于封建傳統觀念，從拐騙、拐賣者手里接收了孩子，如果全部按照拐賣罪量刑，打擊面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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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海洋成功尋子現場（來源網絡）
周兆成認為，孫海洋案中同作案者短期內連續作案兩次，造成的損害后果嚴重，但在現行法律框架內，只能判處五年有期徒刑。他認為立法、司法層面應把犯罪行為危害程度納入量刑考慮，提高量刑。
律師黃思敏持同樣的觀點。她認為，隨著時代發展，對拐騙罪的打擊力度還有待提升，“拐騙、拐賣，對未成年人以及原生家庭的傷害程度是同等的。有必要將犯罪行為對受害者的傷害、對社會的傷害考慮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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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拐騙兒童罪“五年起步，最高死刑”？
律師：可提高量刑，具體標準需科學制定
李紫微建議，將“拐騙兒童罪”量刑調整為五年以上，有加重情節的量刑十年以上，情節特別嚴重的判處死刑。
加重情節包括：
（一）拐騙兒童集團的首要分子；
（二）拐騙兒童三人以上的；
（三）使用暴力、脅迫或者麻醉方法綁架兒童的；
（四）偷盜嬰幼兒的；
（五）造成被拐兒童或者其親屬重傷、死亡或者其他嚴重后果的；
（六）被拐兒童脫離家庭或者監護人超過五年的；
（七）將兒童帶往境外的。
（拐騙兒童是指以收養、送養或其他目的，有拐騙、綁架、接送、中轉兒童的行為之一的。）
李紫微還建議，或者考慮廢除拐騙兒童罪，與拐賣兒童罪合并為“拐帶兒童罪”，量刑達到統一尺度。
周兆成和黃思敏均認為，兩罪合一難以實現，單獨提高拐騙兒童罪的可行性更高。
黃思敏介紹，一些被拐騙的孩子被找回后，與養父母一方感情深厚，尋親者和執法者需要面對復雜現實問題，比如孩子如何處理與養父母、親生父母的感情，后續如何回歸家庭，“一些拐騙者是因為觀念落后，主觀上沒有買賣的想法，他們的惡比純粹的人販子輕微一些。難以一刀切按照很高的量刑標準去執行。”
黃思敏認為，拐騙罪量刑確實有提高的必要，但具體標準可能還有待商榷。“這個建議很有意義。可以先把可能性確定下來，再由立法部門去科學、統籌地制定具體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