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東西》上映，女性出版終于不再獨走夜路
太愛邵藝輝了。
兩周前的第一波點映，看到自己編的書出現在銀幕上時。正式上映后看大家整理的書單唯獨落下我們這本，卻在播客里聽到她特別cue書名時。不好意思打擾她偷偷發豆瓣動態第二天發現她大半夜還在點贊時。
這種喜歡從《愛情神話》里李小姐、格洛麗亞幾個女孩遞護手霜那幕就開始了。那個時候只覺得導演很靈很會捕捉，完全沒想到新作直接捕捉到了圖書這個我們每天都在打交道的東西上。
而且，并非僅僅作為鏡頭瞬間切過的背景板，而是情節推動的重要部分，甚至書名都被演員直接說了出來。主角就在一旁。畫面前景是書的碼堆，后景是以書封為設計元素的廣告板。“現在下單……”這句在剛剛過去的雙十一直播間里聽過無數遍的話術，出現在了電影里，臺詞后面跟的是一本書，一本從策劃、編輯再到營銷、從無到有做出來的書。
我編輯的圖書，被實打實地帶貨了。
那個瞬間，感性和理性的雷達同時開啟，嗡嗡嗡嗡，又一個歷史性的時刻正在到來。
一邊是感慨，何其有幸，有生之年能與具有歷史性意義的電影建立如此聯結，何況還是我本就超愛的創作者。一邊是“被看見”的欣慰和欣喜若狂。因為我感到被看見的，不僅僅是我們一直以來的工作、我們正在做的事情——女性主義出版，更是當下萬千女性正在經歷著的生命，不是那些陳舊的、由男人書寫的刻板印象中的故事，而是這兩年我們自己、我們朋友的真實經歷。我們的生活、工作，我們的苦惱、疲累和感動，第一次被如此輕盈地呈現在了銀幕上，被我們觀看，由我們品鑒和咂摸。
01
女性主義哈哈哈
而這，也給了2024年一劑強心劑。
我們有多久沒有如此集中地為一次事件、一個話題、一部作品而哭而笑而徹夜激動，我們就有多久沒有正視過我們自己了。只轉發不評論，或者評論也只是只言片語，充滿倦怠與無望：唉。說來說去都是那些。沒用的。日光底下無新事。然后那些事就和那只房間里的大象一樣，與我們共存，被我們遺忘。女性主義？哈哈哈。
《好東西》就用123分鐘觀照了這一我們已經說乏了的話題。堂堂正正。坦坦蕩蕩。在我們自己幾乎都乏了倦了疲了的時候。
影院里，所有人都在大哭大笑拍大腿，猶如一場跨越了所有區隔的狂歡，又如一座巴別塔正在升起。男女老少又變得可以互相交流了。
去年還不是這樣。
7月的某本書，還沒上市評論區就被一水兒的一星辱罵占領，我一怒之下寫的回擊在發布后的第42分鐘變為僅自己可見，申訴不僅沒成功反而我自己都看不到了，更別提之后遭受的接連背刺，沒完沒了。其影響甚至一直綿延到上個月。
所以盡管邵導展示的是2.0時代的新世界，但構建起2.0的一個個場景卻是我們此刻正在過著的1.0的生活。像一面鏡子。
比如鐵梅所在的團隊，會用一個沒什么價值但負責帶貨的號，養一個內容嚴肅但閱讀量堪憂的號。像極了要求自負盈虧、營收和轉化的文化行業眾機構。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如果不能得兼，那至少得取個中間值，什么亞里士多德，多勞才能多得。
比如太陽剛下山的西三環大街上，仍有隨地大小便的男的。（師妹糾正我，要去掉“大”，“隨地大便”太惡心了……）
比如我們身邊有異性已經擁有了一定的性別意識，但不多。因為他們仍會在言語之間顧左右而言他皮里陽秋令人不適，在為社會新聞發聲時，在討論時下熱門議題時。往往要調用高考做閱讀理解的能力才能參透這一層，啊，原來是在明褒實貶。
以上這些鐵梅也遭受了，但所幸她并沒受太大影響，她沒被降職減薪，也沒放棄職業操守，呵斥隨地小便和享受“女權男”紅利的男人時，身邊還有小葉和小孩陪著。鏡子里的神話，映照著生活里的現實，讓我們繼續向前。
02
“都不被看見的，還算不上重復”
“你讀過幾本上野千鶴子？”
“你就不怕重復女性悲慘敘事嗎？”“都不被看見的，還算不上重復。”
這是只有熟知女性主義、熟知女性主義出版的人才想得出來的臺詞。聽到這幾句的時候，身子像被釘在座椅上一樣。這些非議，已經聽了幾千幾萬遍，終于有人出來說了句公道話，什么對于同類作品“太多了”的顧忌和厭煩，對于自己聽過女性主義的自得，我去你的吧。
現實也大抵如此。尤其是去年下半年以來，女性主義圖書市場疲軟，書評人讀者開始產生審美疲勞，關注焦點也開始轉移，更有科技助力下牢牢鎖死的信息繭房，將人們圍在自己的舒適甜甜圈里，身邊都是被動接收的同類信息，圖書的營銷推廣極大受限，能讓同溫層、小圈子的人耳熟已經阿彌陀佛了，更別提突破已有受眾出圈了，女性主義出版，已經快要成為自娛自樂的東西。
《好東西》初期的反響也類似。
從11月9日首輪點映開始，好評鋪天蓋地，網上熱議不斷，身邊也不斷有朋友在朋友圈里大夸特夸。但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導演在微博坦言，票房并不理想；上周末去二刷，五六十人的影廳只坐了不到10個人；上映次日票房才到1億——都不說陳思誠，往年類似討論級別的作品，早就過幾億了！
然后便是導演、主創N地跑路演。據我極其有限的觀察來看，《好東西》導演跑的場次似乎是這幾年電影里最多的。影院映后、播客對談、媒體專訪、公益講座，等等等等，甚至一些迷你觀影會她也會出現，聯想到她在社交媒體上發的那些動態，再次心疼并共情起她來。這樣一部劃時代的作品，要花費這樣多的精力來宣發，來站臺，再次印證了當下做事之難；當然這首先肯定是導演沒有架子、肯花精力與觀眾交流，但另一方面卻是距市場預期仍有距離，所以才要大小活動都要盡量出現。
這些時刻讓我再次看到了圖書編輯們的影子，如果允許我妄自尊大打這個不恰當比方的話。
出版界也是同樣的邏輯。為了一本書，編輯和營銷編輯，會一遍一遍不計成本地來投入自我，把自己燒進去。寫編輯手記，動用自己的關系把通訊錄里的媒體朋友問個遍，做線下活動的主持，甚至活動用書都恨不得自己坐地鐵人肉背過去——就，請別再說編輯出席活動是為了營銷自己了，還不是為了最大程度地降低成本，人總歸要過去的，不如順帶主個持，還能省一筆嘉賓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