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收到95年前梁啟超的一封信：如何成為一個不惑、不憂、不懼的人
導語
這篇文章是1922年梁啟超先生應蘇州學界之邀作一場演講，雖然已經過去95年，社會發生巨大變遷，但是青年們面對問題極其相似，先生的觀點也極具穿透力，非常精彩，值得您細細閱讀。
諸君！我在南京講學將近三個月了。這邊蘇州學界里頭有好幾回寫信邀我，可惜我在南京是天天有功課的，不能分身前來。今天到這里，能夠和全城各校諸君同聚一堂，令我感激得很。但有一件，還要請諸君原諒︰因為我一個月以來，都帶著些病，勉強支持，今天不能作很長的講演，恐怕有負諸君的期望哩。
問諸君︰“為什么進學校？”我想人人都會眾口一辭的答道︰“為的是求學問。”再問︰“你為什么要求學問？”“你想學些什么？”恐怕各人答案就很不相同，或者竟自答不出來了。
諸君啊！我替你們總答一句吧︰“為的是學做人。”你在學校里頭學的數學、幾何、物理、化學、生理、心理、歷史、地理、國文、英語、乃至什么哲學、文學、科學、政治、法律、經濟、教育、農業、工業、商業等等，不過是做人所需要的一種手段，不能說專靠這些便達到做人的目的。任憑你那些件件學得精通，你能夠成個人不能成個人，還是另一個問題。
人類心理，有知、情、意三部份，這三部份圓滿發達的狀態，我們先哲名之為“三達德”—知、仁、勇。為什么叫做“達德”呢？因為這三件事是人類普通道德的標準，總要三件具備才能成一個人。三件的完成狀態怎么樣呢？孔子說︰“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所以教育應分為知育、情育、意育三方面。現在講的知育、德育、體育不對，德育范圍太籠統，體育范圍太狹隘。知育要教導人不惑，情育要教導人不憂，意育要教導人不懼。教育家教學生，應該以這三件為究竟我們自動的自己教育自己，也應該以這三件為究竟。
怎樣才能不惑呢？
最要緊的是養成我們的判斷力。想要養成判斷力︰
學校里小學、中學所教，就是要人有了許多基本的常識，免得凡事都暗中摸索。但僅僅有這點常識還不夠。我們做人，總要各有一件專門職業。這職業也并不是我一人破天荒去做，從前已經許多人做過。他們積了無數經驗，發見出好些原理、原則，這就是專門學識。
我打算做這項職業，就應該有這項專門學識。例如我想做農嗎？怎樣的改良土壤，怎樣的改良種子，怎樣的防御水罕、病蟲‥‥等等，都是前人經驗有得成為學識的。我們有了這種學識，應用他來處置這些事，自然會不惑﹔反是則惑了。做工、做商‥‥等等，都各各有他的專門學識，也是如此。我想做財政家嗎？何等租稅可以生出何樣結果，何種公債可以生出何樣結果‥‥等等，都是前人經驗有得成為學識的。
我們有了這種學識，應用他來處置這些事，自然會不惑﹔反是則惑了。教育家、軍事家‥‥等等，都各各有他的專門學識，也是如此。我們在高等以上學校所求得的知識，就是這一類。
但專靠這種常識和學識就夠嗎？還不能。宇宙和人生是活的，不是呆的﹔我們每日所碰見的事理，是復雜、變化的，不是單純的、印板的。倘若我們只是學過這一件才懂這一件，那么，碰著一件沒有學過的事來到跟前，便手忙腳亂了。所以還要養成總體的智慧，才能得有根本的判斷力。這種總體的智慧如何才能養成呢？
怎么樣才能不憂呢？
為什么仁者便會不憂呢？想明白這個道理，先要知道中國先哲的人生觀是怎么樣。“仁”之一字，儒家人生觀的全體大用都包在里頭。
“仁”到底是什么，很難用言語來說明。勉強下個解釋，可以說是︰“普遍人格之實現。”孔子說︰“仁者，人也。”意思說是人格完成就叫做“仁”。但我們要知道︰人格不是單獨一個人可以表見的，要從人和人的關系上看出來。
所以“仁”字從二人，鄭康成解他做“相人偶”。總而言之，要彼我交感互發，成為一體，然后我的人格才能實現。所以我們若不講人格主義，那便無話可說﹔講到這個主義，當然歸宿到普遍人格。換句話說，宇宙即是人生，人生即是宇宙，我的人格和宇宙無二無別。
體驗得這個道理，就叫做“仁者”。然則這種“仁者”為什么會不憂呢？大凡憂之所從來，不外兩端︰一曰憂成敗，一曰憂得失。我們得著“仁”的人生觀，就不會憂成敗。為什么呢？因為我們知道，宇宙和人生是永遠不會圓滿的，所以易經六十四卦，始“干”而終“未濟”﹔正為在這永遠不圓滿的宇宙中，才永遠容得我們創造進化。
我們所做的事，不過在宇宙進化幾萬里的長途中，往前挪一寸兩寸，那里配說成功呢？然則不做怎么樣？不做便連一寸兩寸都不往前挪，那可真失敗了。“仁者”看透這種道理，信得過只有不做事才算失敗，凡做事便不會失敗﹔所以易經說︰“君子以自強不息。”換一方面來看，他們又信得過凡事不會成功的﹔幾萬里路挪了一兩寸，算成功嗎？所以論語說︰“知其不可而為之。”你想︰有這種人生觀的人，還有什么成敗可說呢？
再者，我們得著“仁”的人生觀，便不會憂得失。為什么呢？因為認定這件東西是我的，才有得失之可言。連人格都不是單獨存在，不能明確的畫出這一部分是我的，那一部分是人家的，然則那里有東西可以為我所得？既已沒有東西為我所得，當然亦沒有東西為我所失。我只是為學問而學問，為勞動而勞動，并不是拿學問勞動等等做手段來達某種目的— 可以為我們“所得”的。
所以老子說︰“生而不有，為而不持。”“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你想︰有這種人生觀的人，還有什么得失可憂呢？總而言之，有了這種人生觀，自然會覺得“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自然會“無入而不自得。”他的生活，純然是趣味化、藝術化。這是最高的情感教育，目的是教人做到“仁者不憂”。
怎么樣才能不懼呢？
有了不惑、不憂功夫，懼當然會減少許多了。但這是屬于意志方面的事。一個人若是意志力薄弱，便有很豐富的知識，臨時也會用不著﹔便有很優美的情操，臨時也會變了卦。然則意志怎樣才會堅強呢？頭一件須要心地光明。孟子曰︰“浩然之氣，至大至剛。”“行有不慊之心，則餒矣。”又說︰“自反而不縮，雖褐寛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
俗詞說得好︰“生平不作虧心事，夜半敲門也不驚。”一個人要保持勇氣，須要從一切行為可以公開做起，這是第一著。第二件要不為劣等欲望所牽制。論語說︰“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欲，焉得剛？’”被物質上無聊的嗜欲東拉西扯，那么，百鏈鋼也會變為繞指柔了。
總之，一個人的意志，由剛強變為薄弱極易，由薄弱返到剛強極難。一個人有了意志薄弱的毛病，這個人可就完了。自己作不起自己的主，還有什么事可做！受別人壓制，做別人奴隸，自己只要肯奮斗，終能恢復自由。自己的意志做了自己嗜欲的奴隸，那么，真是萬劫沉淪，永無恢復的余地，終身畏首畏尾，成了個可憐人了。
孔子說︰“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我老實告訴諸君吧，做人不做到如此，決不會成一個人。但是做到如此真是不容易，非時時刻刻做磨練意志的工夫不可。意志磨練得到家，自然是看著自己應做的事，一點不遲疑，扛起來便做，“雖千萬人吾往矣”。這樣才算頂天立地做一世人，絕不會有藏頭露尾、左支右絀的丑態。這便是意育的目的，要人做到“勇者不懼”。
我們拿這三件事作做人的標準，請諸君想想，我自己現在做到那一件？那一件稍為有一點把握？倘若連一件都不能做到，連一點把握也沒有，噯喲！那可真危險了，你將來做人恐怕就做不成！講到學校里的教育嗎：第二層的情育第三層的意育，可以說完全沒有，剩下的只有第一層的知育。
就算知育罷：又只有所謂常識和和學識，至于我所講的總體智慧靠來養成根本判斷力的，確實一點兒也沒有。這種“販賣智識雜貨店”的教育，把他前途想下去，真是令人不寒而栗！現在這種教育，一時又改不來，我們可愛的青年，除了他更沒有可以受教育的地方。諸君啊！你到底還要做人不要？你要知道危險呀！非你自己抖擻精神想法自救，沒有人能救你呀！
諸君啊！你千萬不要以為得些片斷的知識就是算有學問呀！我老實不客氣告訴你吧︰你如果做一個人，知識自然是越多越好﹔你如果做不成一個人，知識卻越多越壞。
你不信嗎？試想想全國人所唾罵的賣國賊某人某人，是有知識的呀，還是沒有知識的呢？試想想全國人所痛恨的官僚、政客— 專門助軍閥作惡、魚肉良民的人，是有知識的呀，還是沒有知識的呢？諸君須知道啊！
這些人，當十幾年在學校的時代，意氣橫厲，天真爛縵，何嘗不和諸君一樣，為什么就會墮落到這樣田地呀？屈原說的︰“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天下最傷心的事，莫過于看見一群好好的青年，一步一步的往壞路上走。諸君猛醒啊！現在你所厭、所恨的人，就是前車之鑒了。
諸君啊！你現在懷疑嗎？沉悶嗎？悲哀、痛苦嗎？覺得外邊的壓迫你不能抵抗嗎？我告訴你︰你懷疑、沉悶，便是你因不知才會惑﹔你悲哀、痛苦，便是你因不仁才會憂﹔你覺得你不能抵抗外界的壓迫，便是你因不勇才會懼。這都是你的知、情、意未經修養、磨練，所以還未成個人。我盼望你有痛切的自覺啊！有了自覺，自然會自動。那么學校之外，當然有許多學問，讀一卷經，繙一部史，到處都可以發見諸君的良師呀！
諸君啊！醒醒吧！養定你的根本智慧，體驗出你的人格人生觀，保護好你的自由意志。你成人不成人，就看這幾年哩！
梁啟超
1922年12月27日在蘇州學生聯合會講演
原載于1923年1月15日《晨報副鎸》
選自：夏曉虹編：《梁啟超文選》（下），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年版，第481-487頁
梁啟超（1873.02.23—1929.01.19），字卓如，一字任甫，號任公。清朝光緒年間舉人，中國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學家、文學家。戊戌變法領袖之一、中國近代維新派代表人物。
青年時期和康有為一起倡導變法維新，變法失敗后出逃，在海外推動君主立憲。辛亥革命之后一度入袁世凱政府，擔任司法總長；之后對袁世凱稱帝、張勛復辟等嚴詞抨擊，并加入段祺瑞政府。他倡導新文化運動，支持五四運動。曾倡導文體改良的“詩界革命”和“小說界革命”。其著作合編為《飲冰室合集》。
梁啟超被公認為是清朝最優秀的學者，中國歷史上一位百科全書式人物，而且是一位能在退出政治舞臺后仍在學術研究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少有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