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價彩禮不斷衍生出新變種 衍化成房子、車子、存折等
近年來，高價彩禮問題頻頻引發關注。
記者調研發現，一些農村地區包含彩禮在內的婚姻綜合成本上漲，有男方為結婚花百萬。
彩禮在內的婚俗成本飆升，不但違背了禮俗本義，物化了人格與愛情，而且加劇了婚姻焦慮，引發“恐婚”“不婚”等一系列社會問題。
既怕兒子不結婚，又怕結婚娶不起
32歲的劉輝（化名）因為彩禮“沒談攏”去年剛告別一段感情。在遼寧沈陽市長白勞務市場，穿一身迷彩服的劉輝掰著手指給記者算賬：彩禮15萬元，縣里的房子和車首付還得30萬元，女方還想和他一起置辦個鋪面，這對他來說實在有些困難。
在劉輝的家鄉遼寧鞍山市臺安縣，10年間結婚彩禮從5萬至8萬元漲到了15萬元左右。劉輝說，現在村里娶媳婦的標配是一套房子、一輛車還有四金（金戒指、金耳環、金手鏈、金項鏈）。“有人家為娶媳婦欠了饑荒，一人結婚，全家舉債。”劉輝說。
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課題組歷時一年，調研全國14省份33個縣的一手案例發現，全國彩禮出現了持續十余年的上漲，2021年彩禮平均數約為14萬元。
狂飆的彩禮只是農村結婚成本的其中一項。除彩禮外，一些地區的男方家庭還需面對約5～10項的婚俗支出。在山東省菏澤市成武縣，除彩禮18.8萬元外，還需支付改口費、蓋頭費、三金、酒席、拍婚紗照等費用。如果加上城區的房子和汽車，一些男方家庭婚姻成本往往超過百萬元。
課題組研究員、武漢大學社會學院副教授王德福說，在一些地區，還出現男方家庭越窮負擔越重的現象。一些女方家庭看到男方家庭條件不好，會要求更高的彩禮，作為婚后夫妻經營生活的成本，以此保持婚姻的穩定性。
結婚高成本給不少普通農村家庭帶來壓力。在遼寧本溪滿族自治縣三合村，產業少土地貧瘠，人均年收入在1.5萬元上下。54歲的陳大姐養了10余頭豬還磨豆腐，一年收入3萬多元。“能掙一點是一點，兒子也快奔30了，現在既怕兒子不結婚，又怕結婚娶不起。”陳大姐說。
“天價彩禮”衍生出新變種
不久前，湖南小伙陳建雄到女友內蒙古老家提親。女友家長輩提出，結婚前需要給20萬元彩禮，并購買“三金”（金戒指、金項鏈、金耳環），還要求在長沙買100平方米以上的房子，男方出首付。
“這對我來說壓力太大了，這些錢加起來得有近百萬元，就算‘咬咬牙’也拿不出這么多，只能想辦法四處去借。婚還沒結，就得先欠一屁股債。”陳建雄說，面對“天價彩禮”，他有些不知所措，也不知道該怎么和家人溝通。
近年來，相關部門和一些地區加大對高額彩禮綜合治理，取得了一些成效。但與此同時，“天價彩禮”也衍生出各種新變種。
記者采訪發現，相比于傳統的給大額現金、購買“三金”，如今有些地方“天價彩禮”衍化成房子、車子、存折等。
例如，在山東、河南、甘肅一些縣區，彩禮存在“萬紫千紅一片綠”“一動不動”等說法，其中“萬紫千紅一片綠”是根據人民幣顏色而來的通俗說法，包括一萬張5元、一千張100元和若干50元，算下來超過15萬元；“一動”則指小轎車一輛，“不動”指在城區有一套房子。
在一些地方，索要彩禮方式也在改頭換面，男方要將一定數額的錢放在存折或者銀行卡里，婚前給到女方手中。“有多少錢不公開，但是彼此心知肚明，主要是看男方的誠意，也為了避免結婚當天男方反悔不給。”一位受訪對象說。
為了讓“天價彩禮”變得“名正言順”，一些農村地區將彩禮改稱“恩養錢”。受訪對象表示，男女訂婚時在明面上不提“彩禮”二字，雙方家庭也不直接對外說要多少錢娶媳婦，改成報答女方父母養育之恩的錢。在一些地方，男方婚前要為女方或女方父母購買大額保險。
不少鄉鎮干部說，這些變相彩禮其實和原來的現金并無兩樣，這些所謂的“習俗”也并非真正的民俗，但鄉鎮政府、民政等部門一旦進行制止或約束，往往會被村民指責“破壞習俗”，因此往往“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高彩禮形成的三大原因
城鎮化、攀比心理、男女比例失衡，是高彩禮形成的三大原因。伴隨著縣域城鎮化的持續推進，社會心理的復雜化、部分地區男女比例失衡加劇，治理高彩禮的難度也在加大。
調研組發現，在迅速城鎮化過程中，新一代農村青年生活預期普遍在城市而非鄉村，依靠父輩托舉進城的新建小家庭，想要過上體面的城市生活，一個最為快捷的方法，就是通過索要足額彩禮“一步到位”。
與此同時，高彩禮也是許多女性家庭防止婚姻出現危機的一種預防措施。出生在河南某縣的小凱告訴記者，原本女方不要彩禮，臨結婚前又提出增加20萬元的彩禮，“因為我家全款在鄭州買房未加女方名字，她的父母怕女兒吃虧”。
在江西、福建、浙江和江蘇等地區的農村，出生性別比失衡，年輕女性資源大幅度向發達地區聚集，村子里剩下一批光棍，也導致彩禮水漲船高。
東北地區一個村支書告訴記者，留在村子里的10余個年輕男性一半是光棍，平時幾乎見不著適齡女孩。在江西省鷹潭市，2021年一位出價28.8萬元彩禮的男性被另一位出價38.8萬元彩禮的男性截胡，最終相親失敗。
遼寧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齊心說，彩禮是在多種因素長期作用下形成的一種社會習俗，很難通過單一政策改變。許多農民一面苦于高價彩禮的沉重負擔，另一面又樂于遵循傳統，把索要或給付彩禮當成一種人生任務。
治理辦法還需進一步豐富
當前多地將彩禮整治納入村規民約并廣泛推廣，但取得實效尚需時日。遼寧省昌圖縣河信子村黨支部書記趙國友說，許多家庭的彩禮是私下商議，村委會很難掌握，即便了解也很難有合適的身份去干預，只能進行宣傳和引導。
近年來，一些地方嘗試給彩禮設置紅線，比如山東巨野縣出臺文件移風易俗，提倡彩禮不超6萬元。受訪基層干部告訴記者，這些措施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彩禮攀比的風氣。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婚俗名目繁多，一些農民即便遵守政府制定的彩禮金額，也可能通過增加改口費等婚俗索要金錢，婚姻綜合成本并沒有降低。
高價彩禮屢屢觸動社會神經，折射出社會的婚姻成本焦慮。要想遏制不斷上漲的婚俗成本，治理辦法還需進一步豐富。
“關于彩禮的新風尚，各地輿論宣傳引導效果不夠理想。”齊心說，一提到彩禮，許多家庭常常避而不談。應該加大對低彩禮、無彩禮地區婚俗文化的宣傳推廣力度，并適時開展全國性的婚俗新風宣教活動，集中力量在全社會形成強大輿論氛圍。
長期在農村解決矛盾糾紛的趙國友告訴記者，高彩禮常常給婚后家庭矛盾埋下隱患，許多家庭在離婚時因為彩禮問題鬧上法庭。趙國友建議多宣傳這種反面案例，提供負面警示。
王德福表示，當前遏制高價彩禮的政策還是呈點狀分布，應該將一些地區良好的政策和經驗進行總結，因地制宜在全國范圍內推廣。一些重點省份還應該專項開展高價彩禮整治等省域婚俗改革工作，將高價彩禮等陳規陋習納入文明城市、文明村鎮的負面清單，增強各級黨委政府治理責任，形成多層次跨區域的協同治理網絡。
需要發揮法治的力量
專家還指出，解決難題需要發揮法治的力量。
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教授黃振華告訴記者，民法典為鄉村青年婚配行為提供了基本的行為規范和準則。當現有道德規范不能發揮約束作用時，法律能夠起到最后的屏障作用。例如，民法典明確規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財物”，對于高額彩禮問題就具有遏制作用。“應加大法治宣傳力度，讓民法典貫穿于人們的日常生活，讓更多的農村青年了解和認識民法典的內容，并自覺以法律要求和導向規范婚姻行為”。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涉彩禮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于2024年2月1日正式施行，開篇便明令禁止借婚姻索取財物，同時對彩禮的認定、返還規則、訴訟主體等作了進一步明確規定。在上海瀛東律師事務所婚姻家事部主任方潔看來，該司法解釋傳遞出理性看待彩禮、弘揚健康婚俗的法治精神，起到了良好的社會導向作用，今后還可以將鄉村青年婚配中出現的問題進一步細化，在立法中預防化解沖突，實現鄉村婚姻家庭領域之良法善治。
專家提出，鄉村“法律明白人”是活躍在群眾中的法治人才隊伍，“一村一法律顧問”服務廣大基層群眾，是基層法治建設的重要力量，也應當在建設良性、健康婚俗中發揮積極作用。“作為群眾中的‘法律明白人’，應該學習好婚姻相關法律法規，充分發揮示范引領作用。”方潔說，可以通過文娛表演、村民集會等村民喜聞樂見的方式，對法律規定、典型案例進行宣傳，弘揚文明節儉的現代婚俗；參與村民矛盾排查化解工作，結合村民實際情況化解婚姻矛盾；在處理糾紛過程中鼓勵群眾切身參與，讓更多群眾感受到抵制高額彩禮的合理性。
方潔說，“一村一法律顧問”應當以當地習俗為基礎、法律法規為依據，推動村規民約完善，實現高額彩禮到低彩禮的逐步轉變。而一旦出現因彩禮引發重大糾紛甚至刑事案件，則應及時向相關部門尋求法律幫助，引導當事人尋求法律途徑依法解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