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調休沖上熱搜：多放假是順勢而為
雖然打工人對“調休”噴得聲嘶力竭，段子橫飛，但在他們內心深處，最想要的，最渴望的訴求，就是“多放幾天假”。本文來自微信公眾號：冰川思享號（ID：icereview），作者：張明揚，原文標題：《給打工人多放幾天假，天塌不下來！》，題圖來源：視覺中國
文章摘要
本文探討了當前五一調休的熱議，提出了多放假的觀點，認為調休制度已不合時宜，應增加公共假期以滿足人們的真實需求。
? 文章深入分析了調休與長假的合法性問題，指出公眾對調休制度的耐心已經消耗殆盡
? 提出了增加公共假期的建議，認為長假與假日經濟對中國經濟有積極作用
? ? 論述了多放假的可行性，強調多休假是適應社會進步的大勢所趨
五一臨近，連日來，抱怨乃至抨擊調休的聲音沸反盈天，“五一其實只放一天假”“反對調休的聲音，不能裝作聽不到”等話題持續占據社交媒體熱搜榜。
有人說，每年假期前不都是這樣嘛，有什么奇怪的，抱怨發泄一陣也就結束了。
這一次，還真不太一樣。
與往年相比，今年“反調休”的聲浪不僅更強，并且徑直從“抱怨”上升到“反對”。社交媒體上的打工人吐槽也就罷了，諸多機構媒體也持續參與到“反調休”大討論中來，往往以分裂示人的社交媒體這次與機構媒體展現出了近年來鮮見的一致性。
“調休制度不改不行了”，似乎正加速成為新的社會共識，打工人的抱怨聲正成為改革聲的一部分。
01
相比往年停留于情緒的抱怨聲，近期“反調休”輿論的最大特色是追根溯源了調休和長假的合法性問題。
從一開始，我們設置調休和長假的初衷，本就不是立足于打工人的休假和體驗本身，而是為了鼓勵出游、刺激假日經濟。
調休和長假雖然是一種官方敘事，但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受到民間社會的歡迎。
時至今日，隨著社會氣氛的改變，調休顯然已不合時宜。無論有多少看似合理的辯護理由，有一點卻無比真實：公眾對調休制度的耐心已經消耗殆盡。
這當然是一種社會進步。老一輩的人或許會動輒指責現在的年輕人好逸惡勞，對加班和放假斤斤計較，但這種聲音往往忽視了人類社會一個基本規律：所謂社會進步，不僅僅是物質層面的極大豐富，公眾對休閑、休息時間以及工作生活的平衡，也會提出新要求。
如果有人抱怨這種想象出來的“好逸惡勞”，那他們實際上站在了社會進步的反面。
科技的進步、制度的升級、經濟的增長，從根本上就是為了讓人類從繁重、單調、低效、缺乏意義感的勞動中解脫出來，有時間有精力追求更全方位的自我實現和自由發展。
反對調休漸成氣候，是公眾對人之為人的理解更加深入，是自我覺醒，是社會進步的明確表征。
每一代打工人，都會在社會進步上留下自己的痕跡：上上代打工人捍衛了“八小時工作制”，上一代打工人擁抱了“雙休”和“帶薪休假”，這一代打工人也不會放棄自己的社會責任。
所謂的好逸惡勞，實則是舍我其誰的社會責任感。
從這個意義上而言，調休制度顯然已不合時宜。調休曾在上一個階段對中國社會起到了積極作用，但過時就是過時，果斷退出、漸行漸遠才是給予調休制度的最大體面。
02
既然調休制度“不改不行”了，那么，當下更有意義的討論也就變成：如何改。
有一種理性穩健的聲音是：進一步落實帶薪休假制度。
這是一個過于正確的道理，但邏輯陷阱恰恰在于：輿論呼吁落實了很多年，但落實的效果呢？有目共睹，一聲嘆息。
帶薪休假縱有千般好，在當下語境中，落實難度也遠大于改革調休制度。
哪怕對于落實帶薪休假相對容易的群體——大城市白領，在申請休假時恐怕都遇過各種事實上的阻礙，以及領導（老板）的不情不愿、冷嘲熱諷乃至白眼。
特別在這個找工作并不容易，打工人人人自危的大環境下，帶頭帶薪休假本身就伴隨高風險。
大城市白領尚且如此，何況其他群體？在國內，恐怕只有外資企業工作的打工人（還得加個非制造業的定語），可以更自如充分地享受到帶薪休假的福利。
當疲憊不堪、怨氣沖天的打工人提出不想調休，不想連上七天班時，不知道從哪里跑出來的大聰明，老成謀國地喊出一句“落實帶薪休假”，說好聽點，是遠水救不了近火，都火燒眉毛了還在奢談大道理；說不好聽點，就是何不食肉糜了。
帶薪休假，當然要落實，當然要推進，但面對迫在眉睫的“調休制度疲勞綜合征”時，這種改革聲音是無力且不接地氣的。
更重要的是，落實帶薪制度，面對的一大阻礙是：彌漫全社會的“休假恥感”價值觀。哪怕是打工人，在申請休假時，有幾個人不是惴惴不安，成功了有一種大功告成的竊喜。
在這種價值觀下，要求多休假就是“好逸惡勞”，就是沒有上進心，就是不合格的打工人。
而在當下，對這種過時價值觀的迎頭痛擊就是“改革調休制度”。只有這種價值觀被否定了，被更新了，才有“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如果連落實難度低很多的調休制度都改不了，你去談什么落實帶薪休假，完全可以理解為用口號來回避問題了。
03
前幾天，胡錫進發了一篇文章《應該增加兩天假，恢復五一黃金周》。
胡錫進有句話說得頗有道理：在中國的現實條件下，公共假期是帶薪休假代替不了的。
這篇文章寫得并不算多高明，但卻是目力所及，最旗幟鮮明提出“增加公共假期”的聲音。
是啊，我們為什么如此拒絕談論“增加公共假期”的可能性呢？
各路專家，慣于去各種論證“中國的公共假期有11天，與法國、意大利等國持平”。這話說得自然沒錯，但又回到了“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我們能和歐美國家的帶薪休假落實情況比嗎？
而打工人呢，雖然對“調休”噴得聲嘶力竭，段子橫飛，但如果具體到“多放幾天假時”，總是遮遮掩掩猶抱琵琶半遮面，只敢在各種網絡投票中表達“多放幾天”的隱秘訴求。
或許打工人也不是不敢噴，而是他們認為“多放幾天”并不可能，何必浪費火力，先集中火力對準“減少調休、停止調休”這個最低訴求吧。
如前文所述，哪怕是這一代看似天不怕地不怕打工人，也在“休假恥感”價值觀中摸爬滾打了數年數十年，他們怯于面對自己“想多休假”的真實需求，難以理直氣壯地喊出“為什么不可以多放幾天假”的聲音。
然而，在打工人內心深處，他們最想要的，最渴望的訴求，其實就是“多放幾天假”！
想“多放幾天假”這個訴求一點都不丟人，所謂的恥感完全可以休矣！
04
“多放幾天假”不僅不是烏托邦，而且是當下最有可行性的假期改革舉措。
長假與假日經濟雖然是一種“功利化”思維，但功利化不代表就是錯的。
舊版假日經濟之所以弊病叢生，恰恰在于它與“調休”捆綁在一起。如果放棄調休，增加公共假期，那么2.0創新版的假日經濟無疑將成為中國公眾的新寵。
4月17日，五一小長假火車票正式開售，相關話題“12306 票呢”和“五一購票難度堪比春運”也沖上熱搜。
這說明什么？說明長假的確也是國人的真實需求。或許是一部分人拒絕調休，一部分人傾向于保留長假；又或許是，在同一個人身上，可以同時有“反感調休”和“長假搶票”兩種行為。
這不是什么所謂的精分，只能說明：“反感調休”和“長假”都是國人的核心需求。
在這個問題上，公眾可以“既要”“還要”。而實現“既要”“還要”的方式就是，增加公共假期。
既然假日經濟對中國經濟如此重要，既然文旅成為了當前經濟環境下難得的亮點，為什么不保留呢？
增加假期就行了！
連胡錫進都呼吁增加假期了，我們何必再遮遮掩掩、雖然但是、做各種理中客呢？
也許有人會表達出這樣的憂慮：假期增加了，誰來買單，會不會對經濟造成壓力？
我不敢說沒有，事實上也的確會有，但這里有兩個可以參考的背景：
其一，在發達國家，如果算上帶薪休假，公眾能享受到的實質假期要長于中國。這當然無法輕率地得出“放假時間長，會有利于經濟增長”這個結論，但至少可以說明，“多放假”不會成為一個國家邁向發達的重要阻礙；更可以說明，一個國家的發達與否，不僅在于物質上的極大豐富，往往也匹配著“多放假”這個核心指標。
其二，我們的經濟現在同時面臨著“產能過剩”和“就業壓力”。“多放假”當然不會是這兩大經濟問題的答案，但從常識出發，多放假很可能會倒逼企業提供更多就業崗位，而預期中損失的一些生產力也可能會緩解產能過剩。
還有一種更真實和接地氣的憂慮是：多放假會不會增加企業負擔？
當然會。但這是一種“必要的代價”，就像八小時工作制、雙休日都會增加企業的運行成本，但還是執行了。
更重要的是，多放假還是少放假，并不是企業負擔的核心，與企業負擔更息息相關的是稅率，是社保，是制度成本。
用增加人均總勞動時間，取得的經濟競爭優勢，不僅不被這個時代的打工人所認同，也不被國際主流價值觀認可。
多休假，從國際上來看，是一個大趨勢。只不過，國外更多是通過“帶薪休假”來實現；而在我們的語境內，增加公共假期是更可行的方案。
多放假，就是順勢而為。
打工人，配得上多放幾天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