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韓裔導演翻拍《喜宴》，讓經典屬于新時代
美國韓裔導演兼編劇安德魯·安（Andrew Ahn）翻拍了李安1993年的經典電影《喜宴》，并已于4月18日上映。這部經典的同性題材電影講述了移居美國的中國臺灣移民為安撫父母，掩蓋自己與同性伴侶之間的關系，與一名中國大陸移民假結婚引發的家庭故事。安的翻拍版重構了1993年《喜宴》的故事，讓這場假結婚成為兩對同性伴侶的故事。安在翻拍版中提問：“如果新娘也有一名同性伴侶，故事會怎樣發展？”安嘗試讓《喜宴》的故事更適合時下酷兒社群的語境。按照參演新版《喜宴》的華裔演員楊伯文的說法，“原作中的處境是生存為先，而新版的主題則是關于社群，是關于扎根，是關于建立歸屬感。”
“重新想象”《喜宴》
李安1993年的《喜宴》是一部在當時仍屬罕見的同性戀亞裔美國人浪漫喜劇。該片成為一部獲得奧斯卡提名的里程碑作品。與1993年版《喜宴》不同的是，安的《喜宴》以兩對情侶為中心，而非一對。敏（韓基燦飾）深愛著男友克里斯（楊伯文飾），但為了欺騙即將來訪的祖母（尹汝貞飾），敏決定與安吉拉（凱莉·瑪麗·陳飾）假結婚。安吉拉是一名女同性戀者，也是敏和克里斯的朋友及室友。安吉拉打算用這筆“婚禮交易”的報酬來支付與同性伴侶李（格萊斯頓飾）進行試管嬰兒治療的費用。安這部風趣又細膩的電影比起生存優先的關注點，更聚焦于社群與個體的歸屬感。
1993年《喜宴》的故事被設定在一個華裔家庭中，而2025版《喜宴》則是設定于韓裔家庭中。族裔背景較之1993版，2025版也更豐富。2025版由李居住的房子構成情節主線。她是杜瓦米什部落的成員，購下這棟房子是為了重新擁有家族土地。代際關系也有所演變，從男主角的父母改成了男主角的祖母。而幾對情侶所面對的問題——是否結婚、是否生育——也和數十年前隱秘的同性伴侶們大為不同。
《喜宴》的新版本，光用“翻拍”一詞遠遠不夠——這部作品既是對李安經典的深情致意，更是一次（借用安自己的話）“重新想象”。事實上，安的創作團隊在談到這部電影時甚至避免使用“翻拍”一詞。這部作品既是對李安同性戀錯位喜劇的致敬，也是為新一代觀眾重新打造的一部新片。“這部電影最初源于一個非常簡單的前提：沒人要翻拍《喜宴》。”制片人詹姆斯·沙姆斯（James Schamus）說，他既是原版編劇，也是新版編劇。“這部電影得以成型，前提是我們必須重新構想，并從李安的原作中汲取靈感。但最基本的要求是：它必須是全新的，它必須屬于我們這個時代。”
全酷兒劇組
安成長于一個他稱為“百視達錄像家庭”的環境中。他們每個周末都會租三到四部電影一起觀看。安8歲那年，他的媽媽租了李安的《喜宴》錄像帶。“她說：‘這是白人也在談論的一部亞洲電影。’”安回憶道，“她租的時候并不知道這是部同性戀題材的電影。”安在一次咖啡采訪中說，“我成長過程中看了很多同性戀題材的電影，那些電影往往把這些元素分開來講。但這部電影則展示了它們是如何交織在一起的。我8歲那年看到它，設定了我對這類電影的標準。”
“很多場景都是我生活中真實發生過的。比如凱莉·瑪麗·陳（Kelly Marie Tran）飾演的角色與莉莉·格萊斯頓（Lily Gladstone）飾演的角色在小巷中爭吵的場景，陳的角色說：‘如果發生了，那就發生吧。’”安說，“這是我和男友第一次談論要不要小孩時，他對我說的話。”
陳在拍攝《喜宴》時公開出柜，發現自己所扮演的角色與現實中的自己非常接近。整個劇組大多是酷兒，這對她這名出演過《星球大戰：最后的絕地武士》的演員來說是前所未有的體驗。“整個劇組幾乎都是酷兒，這不是我以前經歷過的，”陳說，“我之前沒意識到這竟然具有如此療愈的力量。”格萊斯頓也認同：“所有了解我的人都說，這是我演過最像我本人的一部電影。”
曾在青少年時期經歷過“矯正治療”的楊伯文說，《喜宴》的兩個版本對他都意義非凡。他在大學時期第一次看李安的《喜宴》時，正對父母隱瞞自己的性取向。電影的結尾讓他對自己與家人之間的未來關系有了某種希望。“電影（1993版）雖然以不確定收尾，但卻有一個擁抱，那讓我產生一種奇怪的希望——如果我能和家人走到那一步，那么一切都會好起來，我就能從那里重新出發，”楊說，“所以這對我來說，是一個衡量我和家人關系的里程碑。如今我已非常坦率地與家人分享自己的生活，他們現在甚至會問我有沒有在交往對象，這在過去是我完全無法想象的。”
亞洲酷兒的希望與挑戰
《喜宴》在32年后重登大銀幕，既象征著LGBTQ+群體這些年來所取得的進展，也映照著未曾改變的現實。這部電影拍攝于去年。唐納德·特朗普的第二任期為LGBTQ+群體帶來了新的挑戰。這也促使安與演員們重新思考并更加堅定地支持這部《喜宴》在當下的意義。
安在一次采訪中坦言，講述亞裔酷兒的故事十分艱難，尤其是在一個世界似乎正在偏離對于多元化和酷兒群體尊重的時代。“確實非常艱難。但我真的相信我所在社群中的人才。我致力于創作這些故事。我非常想為酷兒和亞裔群體的生活留下記錄。我也清楚我現在處于一個非常有特權的位置——很少有電影人能在這個行業和這個藝術形式中講述這樣的故事。我對此懷有極大的責任感，也充滿熱情和興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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