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的我影評：易烊千璽主演的感人故事，治愈2024年的最后一天
本文作者是小萬家族的@隱飲 電影治愈生活
2024年終于到了最后一天，小萬先提前祝大家新年快樂。
年底的最后一份感動，來自易烊千璽主演的《小小的我》。
影片由楊荔納（《媽媽！》）執導，游曉穎（《我的姐姐》）擔任編劇。
在影片中易烊千璽飾演患有腦癱的劉春和，在努力為外婆圓夢舞臺的同時，也努力彌合與媽媽的關系，尋求著自己人生的方向與坐標。
看完電影之后，小萬忍不住想感嘆一句：劉春和，讓觀眾忘掉了易烊千璽。
在這131分鐘里，觀眾只記住了這個有特殊需要的普通人，一個聰明的、有尊嚴的20歲普通男孩。
（下文包含劇透，建議觀影后閱讀）
《小小的我》的故事，從劉春和顫顫巍巍、一步一晃走上樓梯開始講起。
他每走一步，似乎都讓觀眾揪起了心，擔心他隨時隨地都可能摔下去。
每天早上，春和要通過床上的扶手才能起床，他無法精準控制自己的身體動作。
他的手指是彎曲的，口齒是含糊不清的，甚至說完一段比較長的話，都要停頓喘幾口氣，吞咽也經常會發生危險，稍不注意可能會被噎到。
劉春和的諸多動作細節都頗為寫實，并非“奇觀化”的呈現，讓人相信易烊千璽背后一定付諸了大量的觀察、模仿與練習，尤其他呈現的臉部表情、說話形態和身體震顫幅度的細節。
易烊千璽也在接受采訪時提及，“這是我做過工作量最大的角色。”
身體的困境是顯而易見的，但更難面對的，還有無處不在的歧視。
劉春和在人群里，和各種各樣的目光撞上過，有憐憫他的，有恐懼他的，有厭惡他的，就連公交司機都說，“像你這種情況少來擠公交”。
但全片始終緊扣著一個核心主題——劉春和雖然是腦癱患者，但他不是傻子，不是需要被同情被凝視的弱者。
他最需要的是平視，是尊嚴，是能在大大的世界里，活出小小的我。
片中的兩場面試戲讓人印象深刻。一次是春和去課外輔導班參加教師面試，面對臺下異樣的目光，他講起清代詩人袁枚的《苔》，忽然變得滔滔不絕。
“苔花如米小，也學牡丹開”，這句詩恰似春和本人的寫照，即便時時刻刻受困于行動不便，他身上始終有一份生命的頑強與自信。
而在下課后，輔導班負責人對春和的外婆婉言拒絕。
鏡頭下的春和轉過頭去，拒絕的理由漸漸變成了背景聲，他聽著窗外的蟬鳴發呆，所有的結果似乎早在他的意料之中，他聽膩了，不愿多聽。
一次是春和去咖啡館面試，他努力地走、不停地說，常人都背不下來的相聲貫口，他脫口而出。
即使聲嘶力竭，他也想努力給自己掙得一份尊嚴。
沒人知道劉春和一路走來都經歷了什么，更沒人知道，這些年他身邊的家人經歷了什么？
幼年的劉春和躲進客廳的行李箱里，父母怎么都找不到他，母親坐在沙發上嘆氣，“如果真的找不到他，我們的生活能不能過得好一點？”
父親說，“有可能，那是我們不敢想的另一種人生。”
有人會覺得父母在這里顯得太過于冷血自私，但多年以來，母親長期被生活壓力和內心困境撕扯著，這讓她長期處于一種接近崩潰的狀態。
母親為當年生育時“不會用力”的噩夢深深困擾、無比自責。
如果人生還能有一次重來的機會，如果她還能擁有一個健康的孩子，擁有一份普通的生活，何嘗不是一種救贖？
片中的行李箱是像是“子宮”的某種隱喻，也是春和面對痛苦無法承受時的一個安全島。
每當他無法接受自己腦癱的事實，就想如嬰兒般蜷縮，退回還沒有出生的時刻。
正如他送不出的那盒牛軋糖，多余的禮物，就像多余的自己。他只想拼命吃掉所有的糖甚至包裝紙，似乎這樣就能結束所有的痛苦。
面對腦癱這個難以治療的復雜疾病，這不是春和的錯，更不是媽媽的錯，沒有人必須為此受到一輩子的指責。
還記得在醫院的康復中心里，劉春和在做康復訓練，與他打招呼的是個和他年紀相仿的青年人，而鏡頭又掃過的是許多年紀很小的腦癱兒童，有的甚至還在蹣跚學步。
不止是醫院里年復一年的康復訓練，影片中一張張的火車票，記錄了外婆、媽媽一次又一次帶劉春和外出找名醫，甚至求佛拜仙的過程。
所有科學的、不科學的辦法，他們都試過了，多年來他們一次次地燃起希望，又一次次地灰心。
普通人的行動自如、蹦跳行走，是腦癱人士經過數十年訓練都難以企及的夢想彼岸。
但就是在這樣行動不便的軀殼下，他們同樣擁有豐富的精神世界。
春和看過整整一面墻的書，他能考出超過錄取線80分的好成績，他能學打鼓，考駕照，也會寫詩。
作為一個20歲的成年男性，他渴望愛情，同樣，他也渴望性。
《小小的我》里最大膽、也是頗具爭議的一個角色，就是春和心儀的女孩雅雅。
他在給雅雅的詩中寫道：“你是高聳入云的辰星，我是穿行于孤寂之河的怪人”，暗示了兩個人之間的巨大差異。
“怪人”也配擁有愛情和性沖動嗎？
史鐵生在《病隙碎筆》里寫道，“殘疾人的愛情所以遭受世俗的冷面，最沉重的一個原因，是性功能障礙。這是一個最公開的懷疑——所有人都在心里問：他們行嗎？”
雅雅這份來自同齡女孩的啟蒙，對于春和的意義顯然是顛覆性的。
所以對于雅雅那個略顯突兀的提問，春和反而心存感激，“謝謝你這么問”。這讓他第一次深刻感受到了自己作為男性身份的存在。
《小小的我》的導演楊荔納和編劇游曉穎都是女性，在創作時她們呈現出了細膩的女性視角，外婆和媽媽這兩個角色的設置也很巧妙。
媽媽的愛是充滿愧疚的，是控制感更強的，也是更焦慮的。她更想把春和一輩子“藏起來”，不愿他接受那些歧視的目光。
春和一晃20歲，卻連一次生日也沒過過，媽媽不愿提及那個讓她痛苦的日子。
外婆的愛則是更松弛、更有力，也是更尊重春和意愿的。誰說春和是個傻子，外婆一定要打回去。
而外婆的這份愛，何嘗不是由于當年她讓女兒當了十五年留守兒童的一種內疚和補償。
春和在被媽媽和外婆精心保護了20年后，終于走出了小小的家，他堅持要去遠方上大學，他想當老師，他想談戀愛，迎接新的生活和大大的世界。
媽媽和外婆，在困在過去20年，經歷了漫長的“母職懲罰”后，終于卸下了內心的重擔，她們開始對春和放手了。
最后，小萬想額外夸一夸作為主演的易烊千璽。
2019年，先有《長安十二時辰》后有《少年的你》，這是易烊千璽以演員身份集中爆發的一年。
從這一年開始，他逐漸破除“流量明星除了流量一無所有”的濾鏡，行業里的更多人開始擁抱身為演員身份的易烊千璽，而不止是擁抱易烊千璽的流量。
從《送你一朵小紅花》《長津湖》《奇跡·笨小孩》再到《長津湖之水門橋》和《滿江紅》，被市場和觀眾寄予厚望的易烊千璽，已經完成了一次又一次演技的蛻變。
他已經快速地從一個偶像明星，成長為能夠適應多種風格的實力派青年演員。
到如今這部《小小的我》，表演中最難的不僅是對身體精準的控制力，更要有對殘疾人士深深的同理心，用他們的視角去理解世界。
達到這種驚人的轉變，易烊千璽也不過只用了短短5年時間，他對表演和角色塑造的理解，已經比《少年的你》時期進階了不止一點點。
《小小的我》的結尾里沒有奇跡，走路依舊搖搖晃晃的春和，為觀眾送上了一個溫暖的微笑。
殘疾人士的苦難與困境需要被看見，需要被幫助，但不需要獵奇的眼光和高高在上的憐憫。
春和寫給公交集團的投訴信，終于有了回音，雖然結果并不那么滿意，但他說“寫，就是結果”。
這部電影也一樣，“拍，就是結果”。
感謝為電影付出的所有主創，讓更多的腦癱患者和特殊需要人士被“看見”，將龐大隱形的殘疾群體帶到大眾的視野里。
所有小小的善意，都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強大支點。
正如春和告訴我們的那樣：“關于幸福的定義里，應該有我們每一個人。因為再渺小再破碎的個體，都是完整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