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烊千璽新片小小的我獲東京電影節觀眾選擇獎，腦癱少年故事引發熱議
易烊千璽的新電影《小小的我》，獲得了東京電影節“觀眾選擇獎”。
影片把鏡頭對準腦癱少年，勾勒弱勢群體的平凡日常，熱度與口碑雙高。
不止于此，今年高分電影榜單上，很多展現弱勢人群生活的影片扎堆出現，從殘障群體到心智障礙者，它們憑什么抓住觀眾的心？
鏡頭頻繁聚焦，究竟是關懷還是另一種“霸凌”？
易烊千璽的腦癱少年，抓住了觀眾的心？
最近上映的《小小的我》，收獲了如潮好評。
影片把鏡頭聚焦于腦癱少年劉春和，以紀錄片式的質樸，勾勒他的日常。
跟外婆穿梭于老年樂團，在鍋碗瓢盆的磕碰聲與樂器的奏鳴里，擁抱煙火氣；懷揣著打零工掙學費、考駕照的平凡夢想，一步一踉蹌地邁向憧憬中的未來……
影片情節簡單，沒有跌宕起伏的戲劇沖突，而是用平視視角和細膩手法深入探討特殊人群。
把這類弱勢群體的日常、內心世界與質樸情感訴求，毫無保留地攤開在大眾眼前。
易烊千璽也因為劉春和這個角色，獲得了演技上的認可。
為貼合角色，他模擬腦性麻痹患者的肢體扭曲、步伐顫抖，從細微的眼神閃爍，到嘴角下意識的抽動，將患者的生理特征與情緒波瀾無縫銜接。
今年的高分電影榜單上，有不少展現弱勢人群生活狀態的影片。
《白日之下》把鏡頭對準了殘障群體。
記者為追尋一宗殘障院舍的新聞深入調查，抽絲剝繭地揭開殘障人士身處的灰暗世界：簡陋的居住環境、被忽視的基本生活需求，還有潛在的虐待風險。
它沒有浮于表面的同情，而是用新聞人的執著叩問福利體系的漏洞，讓觀眾看到殘障群體為生存掙扎的艱難日常。
《刺猬》刻畫的是心智障礙者的內心版圖。
主角用獨特視角觀察世界，旁人眼中他渾身帶“刺”，難以靠近，電影細膩捕捉了他對情感的笨拙摸索、在復雜人際里的無措。
影片打破了大眾對這類弱勢群體刻板認知，展現了他們豐富且易碎的精神世界。
還有《蝸牛回憶錄》。
它以黏土定格動畫的方式，講述了兔唇女孩格蕾絲在孤獨、悲傷中克服重重困難尋找歸屬感的歷程。
那么，鏡頭對準這些弱勢群體，是不是另一種霸凌？
是“鏡頭霸凌”還是“鏡頭關懷”？
有人質疑，頻繁聚焦弱勢群體，會不會是新型“鏡頭霸凌”，把他人傷疤當噱頭。
此前，“專盯弱勢群體的“掃街”，是否是‘鏡頭霸凌’”的討論也曾沸沸揚揚。
要討論這一問題，需要先明確概念。
鏡頭關懷是指電影創作者以一種平等、尊重的態度去呈現弱勢群體的生活狀態和情感訴求。
這種關懷不僅體現在對弱勢群體生活的真實描繪上，更體現在對他們內心世界的深刻理解和共情上。
《小小的我》《我不是藥神》《滾蛋吧！腫瘤君》《送你一朵小紅花》等，都屬于比較成功的案例。
然而，我們也必須警惕對苦難的過度消費，即所謂的“鏡頭霸凌”。
這表現為對弱勢群體的居高臨下的態度，將他們的痛苦和困境作為吸引觀眾眼球的工具。
例如，一些短視頻博主在“掃街”過程中，傾向于將鏡頭對準社會弱勢群體，如“拾荒者”“環衛工”“外賣小哥”以及“孩童”等，這樣的行為實際上已經構成了一種“鏡頭霸凌”。
這違背了尊重個體權利和尊嚴的基本原則，是一種對他們的不尊重。
除了展現弱勢群體的心理和生活狀態，《小小的我》還側重呈現了公眾對其的態度。
在公交車上，春和主動給一對母子讓座，孩子露出燦爛的笑，而母親局促不安地側過了臉。
在讓座后，他因司機師傅猛剎車而摔倒，事后司機師傅第一句話卻是“像你這種情況少來擠公交車”，沒有道歉，沒有關懷。
三種鮮明的態度形成對比，映射出“春和們”在社會上的處境。
公眾到底該如何對待少數群體？
其實無非是摘下有色眼鏡，收起廉價同情，以平等視角相待。
鏡頭為何瞄準弱勢群體？
首先是這類內容的稀缺性，會使電影自帶流量。
大眾在爆米花大片的轟炸下，已經逐漸產生審美疲勞。
超英電影、奇幻冒險、偶像言情看多了，就顯得弱勢群體題材越發稀缺。
平日里，殘障人士、貧困群體等離多數人的生活較遠，大眾對他們的認知僅停留在模糊概念。
電影把小眾生活場景、不為人知的困境搬上熒幕，天然吸引好奇目光，滿足了觀眾拓展視野的心理需求。
就拿《雨人》來說，在影片問世前，自閉癥群體鮮少被大眾熟知。
當雷蒙這個自閉癥天才出現在大銀幕，他刻板行為、超強記憶力，沖擊著觀眾的固有認知，影片瞬間成為話題焦點，熱度居高不下。
這類影片往往也有更強的真實性和情感深度，有較高的藝術價值。
弱勢群體題材往往扎根于現實，創作者深挖真實故事，每一個情節、臺詞都浸透著生活原味。
演員為貼近角色，也常沉浸式體驗生活，這份投入讓影片情感濃度爆表。
觀眾能從中觸摸到真實心跳，藝術感染力遠超虛構浮夸之作。
比如改編自真實事件的《我不是藥神》。
慢性粒細胞白血病患者的絕望、對廉價救命藥的渴求，都是現實里血與淚的復刻。
主角程勇從逐利小商販到良心救贖者的轉變，引發海量共情。
觀眾為角色命運揪心落淚，影片藝術價值也因這份真情實感水漲船高。
這類影片也能夠使觀眾體驗到不同的生活狀態和情感，引起觀眾的道德反思。
弱勢群體影片能把觀眾拽進他人的命運軌道。
觀眾代入角色，感受生存不易，由此也會產生道德上的深度反思。
在哲學層面的探討，也進一步增加了電影的深度和復雜性。
這類影片往往不滿足于表面敘事，而是深挖生命本質、苦難意義、人性幽微。
面對弱勢群體，生命何以堅韌，苦難怎樣救贖，人性善惡邊界在哪……
這些哲學層面的追問，能讓影片超脫通俗娛樂。
影視對困境群體的呈現，也不應該僅僅停留在賺取觀眾眼淚和感動的層面。
而應深入思考如何通過影片的傳播，切實為這些群體帶來改變與幫助。
這種深刻的人性關懷和社會意義，是電影藝術應有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