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東西》與《小巷人家》，中國影視自己的芭比
開分9.1，《好東西》毫無疑問是今年最令人振奮的電影。在陳腐敘事一波接一波踩坑之后，觀眾終于有機會去電影院洗洗眼睛了。
另一邊廂，正午陽光出品的《小巷人家》，竟然也難得地脫離了一次“男味”，講述了兩個70年代末期的小家庭鄰里故事，女主人是故事的主導者，女性互助是最動人的部分。這在過去年代劇的敘事中屬實罕見。
橫跨劇影兩個市場的作品，其實都在說一個事——女人“不玩他們的游戲了”。在自己原有的家庭之外，女性之間可以組建一種全新的家庭結構，它既親密但又彼此獨立，它不依賴完全一致的行為模式與價值觀，但卻能因女性才能理解的那些處境而建立起同理心。
這樣的新型家庭關系建立在兩部作品容量巨大的細節性刻畫上，觀眾得以從生活中的一件件小事去感知女性友誼的獨特與美妙之處。這更是在如今大小銀幕上都難尋的“新的話語”，給女性視角的影視作品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和更大的想象空間，擺脫過去男性視域下對女性角色刻畫非此即彼的狀態。
在一些人還在用“小妞電影”這樣陳腐的舊概念給《好東西》上價值的時候，我們該知道尋找到“新的話語”有多么珍貴和不易。在中國，各種先進或不先進的價值觀混雜成一團的時候，這種不具斗爭性的柔性姿態，才能締造我們自己的《芭比》。
當女性重組家庭
先來看看《好東西》與《小巷人家》關于“重組家庭”的解題思路。首先她們都是鄰居關系，彼此有獨立生活空間，但也有太多互幫互助的共同生活場域。
她們也都是有老公或者有異性伴侶的，并非隔絕男性的真空狀態，但伴侶總是很明顯地在生活的某些方面存在明顯短板，以至于尤其需要女性友誼的介入。而女性角色雙方其實也不是簡單的好姐妹，既沒有從小玩到大的感情基礎，也還有巨大的性格差異，可是總能第一時間捕捉到對方的處境不易，打心眼里對對方產生認同（甚至崇拜）。
比如，在《小巷人家》里，黃玲（閆妮飾）的老公是一個喜歡慷他人之慨的人民教師，他讓要高考的學生來家里補習，卻全然不顧自己的妻子和兒女是否能好好休息。黃玲其實不好直接站出來反對，因為這站在了“無私奉獻”這一宏大精神的對立面，尤其奉獻對象還是老中人最重視的“高考”。
但作為鄰居的宋瑩（蔣欣飾）及時地捕捉到了這一窘境，以自己休息不好的理由將高考生悉數趕走，寧愿被視作“潑婦”也要替黃玲維護自身應有的權益。這就是男性視域下很難察覺到的女性互助珍貴之處，并非個人利益總要時時讓渡于宏大精神，“撒潑打滾”有時反而是一種強大與自信。
在《好東西》中則更多令人感慨的片段。比如小葉（鐘楚曦飾）為了不顯得自己在約會對象面前過于認真與廉價，選擇撒謊自己已經是一個孩子的母親。直到事情敗露，王鐵梅（宋佳飾）卻并沒有流露出對“爭奪母親權利”的憤恨，反而是在擁抱與淚水中理解了小葉的處境，并陪她完成了一出“拉拉情侶”的戲碼，維護她的自尊。“欺騙”和“出軌”聽上去或許都是一些不好的價值，但在一些特定的處境之下，它也可以是人所需要的。
這些都是一些女性之間才懂的困窘，只有當與另外一位女性形成一種“重組家庭”關系的時候，它才能得到妥帖地安放，也是對觀眾的一種精神馬殺雞。
形成互助的也不僅僅是兩個家庭的女主人之間，還包括了一個重要成員——女兒。在《好東西》里，小孩王茉莉（曾慕梅飾）是小葉治愈原生家庭創傷的膏藥，也是唯一真正看完母親王鐵梅所有報道的人。她在成長的過程中也會出現很多困惑，但她在思維方式上天然的開明，以及為了讓她未來可以不用再“活在他們的游戲里”所帶來的動力，給了兩位“母親”莫大的幫助。
《小巷人家》就更加典型，黃玲有一個兒子一個女兒，正好形成對照組。兒子雖然也會在媽媽吃飯不上桌的時候察覺到愧疚與異常，但他很容易就放棄了抵抗。當親戚家小孩想住到自己家來的時候，兒子的第一反應也是學習爸爸的慷他人之慨，“無私奉獻”是他理解中第一順位值得學習的價值。反觀只有女兒擁有不一樣的視角，因為女兒本身也是重男輕女家庭環境中的受害者，她會被奶奶點名要去照顧臥床的她，這也讓她更能理解母親在維護孩子時的立場。
女兒的存在，讓女性友誼或女性共同體中出現了傳承與希望，更加豐富了女性“重組家庭”所能表達的意涵。孩子的“早熟”也能讓觀眾意識到，具備相似的視角或許并不取決于年紀或成熟與否，只在于女性的社會身份本身，真的有太多屬于“第二性”的隱秘無奈，只消多看一眼便能體會。
女性話語有多難？
即便找到了一種可能，但想要發揚光大或者找到新的女性話語依舊很難。
“現在的影視依舊如此，要不就是男人的故事，女人是附庸，是媽媽和女兒，為了展示男人的不容易、男人的絆腳石、男人的善良和男人還有人性。要不然就是女人已經忍無可忍，要殺人要復仇，以及女人在談戀愛。”早在《好東西》上映之前，邵藝輝就曾在公開場合精準地概括當代女性題材創作的困境，只是因為近期電影熱映，這段發言又被翻了出來不斷傳播。
簡單來說，在如今仍然由男性占絕對主導的影視行業里，女人在作品中往往只有“圣母”與“復仇”兩種形態，同時還一定是“戀愛腦”。無論是從前偶像劇對“戀愛腦”的浪漫化還是如今對“戀愛腦”的抵制，都是男性視角下將女性角色視作客體而形塑的結果。
這會讓不少女性創作者也感到困惑，因為不管是按照傳統的影視敘事邏輯還是“性轉版”的邏輯，都會讓人感覺不太對勁。要做到“不玩他們的游戲了”，邵藝輝自己也花了很長時間才找到答案。
《小巷人家》的創作相對來說更有局限性，并非正午陽光突然覺醒，女性意識斷層式暴漲，而更有可能的是在那個物質匱乏的年代，女性互助有現實層面上極強的必要性。創作者只需遵循它的紀實性，便可以自然幫助找到超越那個年代的先鋒性。畢竟，80年代的先鋒性有諸多體現之處，也不僅僅在女性領域。
包括在海外的影視作品中，女性互助“重組家庭”的情況也不少見，但大多數的呈現都更加直給，也同時具有一定程度的現實迫切性。比如很多作品本身講的就是拉拉的故事，或者是像《同妻俱樂部》一樣被男性傷害從而結成同盟的故事。包括前不久的日劇《住宅區的兩人》，兩個女性重組家庭，其實是基于無人養老的無奈。
所以，像《好東西》這種沒有明確現實迫切性的創作會變得更難，因為這兩個女性角色沒有非要緊密結合的必要。她們本身就有自己不錯的生活，單純因為彼此的認同與情感聯結而重組在一起，需要創作者極其強悍的編劇功力才能讓人信服。
比如令不少觀眾印象深刻的，給母親的日常家務勞動擬音的段落，既實現了視聽設計，同時實現了“主婦的無形勞動應該被看見”的議題表達，沒啥理解門檻，還松弛有趣。
如果編劇能力實在達不到，就算怎樣探索敘事角度，最終呈現出來的作品也很難做到“好看”。即便做成如今這個樣子，依然有部分不和諧的聲音認為，兩位女主角的中產身份過于真空，從階級眼光去審視太過懸浮不接地氣，可見編劇這項工作的眾口難調程度。
即便已經做成了豆瓣9.1，目前《好東西》的票房和預售數據仍然不容樂觀，點映至今也僅突破3000萬，最終票房落點很難比《愛情神話》高出太多。數據的冷淡展現出了與輿論場奔走相告截然不同的畫面，這說明對這類女性話語感到振奮的同溫層受眾基數實在太少，在這片廣袤的土地上還有太多意識上等待覺醒的人群。
當《芭比》橫空出世的時候，國內都在期許我們自己也產生這樣的女性主義作品，但顯然當下的輿論整體水位距離《芭比》還甚遠。令人驚喜的是，在2024年的年尾，中國影視在不同創作帶不約而同地誕生了新的女性話語，這種柔性話語不以斗爭作為目標，只有輕微的刺痛感，甚至幽默感強過反抗性。
就像宋佳和閆妮飾演的媽媽不必是完美的媽媽一樣，女性主義從來都不是在追求塑造完美女性，而是創造讓她們得以自由呼吸的空間。《好東西》就是這樣一方近乎真空的純然空間——這絕不是放棄斗爭了，我們只是，不想玩父權制游戲了。
找到女性話語很難，讓好不容易出現的女性話語存續也很難。這當然是男性話語長期以來浸泡的結果，人們更想要新奇刺激的故事，作為欲望投射的角色。連女性創作者有時都很難突破窠臼，更遑論普通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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